风雨中 同修共患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我们照例到炼功点参加晨炼，可是先到的同修告诉我们说，很多辅导员都被抓了，我们要到市政府去问个究竟。
那天，天阴的很沉，我们回家拿了雨披，就去市政府了。到那之后，发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政府门口两侧，排了很长的队。不一会，狂风暴雨就来了，同修们在雨中站着，等候着消息。
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结果，听说是全国统一行动，要抓捕各地辅导员，市里做不了主。于是同修们纷纷散去，有的去了北京上访。
我想我也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回家，带上十几岁的孩子，去银行取了一万元钱，進京了。为什么取那么多钱呢？我想起了八九年“六·四”学生在天安门静坐。万一有很多同修都去上访，一呆好几天，如果有的同修没钱了，我就可以给他们用。
到北京后，我们找到了信访办，那里早已聚集了很多很多人，在便道上，排了几行队，并延伸的很远，大家一起背着《论语》和《洪吟》，场面非常壮观。
下午，一辆辆军车拉来了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密集的包围了法轮功学员，同时，又来了很多辆大轿子车。军人们拉法轮功学员上车，学员不配合，手挽手形成一个整体。
我的提包里面有衣物、钱和吃的东西，比较沉，背在肩上，可是在拉扯过程中很碍事，我还要保护着孩子。心想，干脆这包我也不要了，于是把它扔到了路边北京同修的自行车筐里。后来我们被拉進了丰台体育场。
事情过后几个月，我单位办公室有人找到我，问：“你是不是丢过钱？北京那个捡到钱的人把电话打到咱们单位来了，还给你留了电话。”我想那人肯定是我们的同修，只有我们的同修才能做出这样拾金不昧的好事。于是，马上给同修回了电话，原来同修是北京通县的，我们定好了我去拿钱的时间。
同修见面才知道，原来，七月二十日那天下午，大部份同修被推上轿子车后，后面的同修见很多自行车上还放着没有拿走的包，于是他们就都收起来，上了车，拿到了丰台体育场，一大堆包放在一起。有的自己找到，拿走了，剩下的，同修们就分别拿回了自己的家。
同修看到我的包里面有很多钱，就犹豫了，拿还是不拿呢？最后还是拿回家了。找不到失主，这让同修很为难。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包里翻到了我的工资条，上面有我的名字，也有我们单位的名称，就这样，他们找到了我的单位，问单位有没有这个人，单位说有，于是就物归原主了。
这样一来，丈夫就知道了我丢掉这一万块钱的事，尽管我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并道了歉，但很长时间，他对我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我承认这件事自己做得不好，不应该自己主动丢包，但当时那阵式，很吓人，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丈夫的吃喝朋友
十几年后，丈夫的一个朋友找到他借钱，说公司运行不开了，要借一万元钱，当时，丈夫不愿借给他。那人三番五次的找，并答应很快就还给他，丈夫就借给了他，结果，一万元钱一去不回，后来再多次打电话，就找不着那个朋友了。
那人是开公司的，和我丈夫的单位供需对口，经常和我丈夫吃吃喝喝。我问丈夫：你是不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要不人家怎么会借钱不还？丈夫没有吱声。
结语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捡到一万元钱后，想方设法找到失主还钱，而经常一起吃喝的看似亲近的朋友，却做出这样借钱不还的事。
我想，万事皆有因缘。师父告诫我们：“不失不得”[1]、“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1]
这两件事让我们看到：利益中的朋友不可信，修真善忍的朋友才是可信的。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