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正法進程 承担弟子的责任

更新: 2019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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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六日】我是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二十年的修炼中,我尽量跟上正法進程,承担起师父正法的各阶段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责任。

说句公道话

迫害刚开始的几年,是大法弟子们应不应该走出来,能不能走出来,敢不敢走出来的一次大考验。面对无理的打压,大法弟子们肯定都知道打压迫害是错误的,但在强权下想说句公道话,就面临失去工作,失去家庭甚至失去自由的风险。

而那时,自己仅仅修炼一年多的时间,就戒掉了赌博、喝酒、吸烟的恶习,淡泊名利,不贪不占。当我工作涉及变动时,领导让我动单位的钱去走关系,我都拒绝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我身上起了这么大的变化,怎能不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

于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借休假之机,也没有告诉家人,就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天安门广场值勤的警车上,我受到了警察的体罚,体罚后,坐到车的后面。

可能由于我也是一名公职人员的原因,他们就跟我聊起了法轮功,我就将炼法轮功如何把我变成一个好人的经过讲给他们,他们看我说法轮功的好处,就阻止我继续说;但过一会,他们又跟我聊,我又接着说炼法轮功后在我身上起到的好的变化,他们又阻止。这样反复好几次,最后,我将炼法轮功在我身上受益的事例都讲完了,他们也不聊了。

在警车里呆了四个多小时后,我被他们撵下了警车,他们将我的身份证件还给了我。

发真相资料救人

中共刚刚迫害大法时,那时候小区建设还不规范,都是自由進出,摄像头也少,是大量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好机会。

二零零四年,我有了刻录机,真相光盘图文声并茂,对告诉世人真相作用肯定会大,那时,我把绝大部份的时间都用到了采购光盘,刻录光盘,发放光盘中。因家人不修炼,做这个项目还需要背着家人,那样时间就显得更紧张。

我全力的挤出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去做,只要有时间什么时候都去发,两年的时间,采购刻录发放几万张光盘,每个楼洞放一至两张,这样我们这个城市被我发了三遍。

发放过程中也有惊险,记得有一次发完光盘,从楼洞出来,楼下一个平房里有一条狼狗没拴,我和狗正好撞上,距离也就一米多远,它要叫一声或向我扑来,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这只狗象没事似的,没有任何反应。当我慢慢走到这个楼角,转弯后,那只狼狗才拼命的叫,就象想叫却叫不出来、这下终于能叫出来的感觉,我走了很远很远后,还能听到那只狗还在叫。

后来一位同修知道了我做这些,觉的很好,他要参与,因为感觉发光盘相对来讲风险比较大一些,这个同修与我协商,由我负责刻录光盘,打印光盘贴,由他来发放。同修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心值得敬佩。这样我俩配合,发的量更大,做的面更广,几年下来,能发放十万张真相光盘吧。

用手机项目救人

二零零九年后,新建的小区大都安装了摄像头及成立了门卫,以前的老楼很多也都改造成这样。这样给我们发放资料造成一定的阻碍。但正法進程也有了新的变化,那时出现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接收手机短信的人群是没有限制的,包括那些高档小区和农村偏远的地方,那是发真相资料不能涉及的地区,现在有了手机讲真相这一项目,为救人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渠道。

刚开始做手机讲真相时也遇到过诸如资金不足,购买不到能讲真相的手机等问题,但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做好这一项目的信念,耗时近半年时间,这个项目终于正常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短信能有六十多万条吧,那时选择的号码都是所谓的靓号,有效率超百分之五十的。操作多的时候,同时带三部手机,每部手机带八张电话卡,那就是一天同时操作24张电话卡。

后来短信被封了,发不出去了,彩信项目又更加成熟了,就改用发彩信救人,彩信的信息量就更大,对常人了解真相起的作用更明显。一年多的时间,能发十多万条吧。

那时也遇到一定的干扰,做这一项目不久,腿突然开始痛,走路痛,上下楼梯更痛,坐着也痛,晚上睡觉都能痛醒。发短信还必须站着流动着走。那时也不太善于向内找,就认为是干扰或者师父帮助消业,就硬挺着,能有半年多时间才不知不觉过去。

去年我又通过打自动语音电话这一项目救人。当然有的同修交流时说这一项目现在听的人不多,接了就挂等,我不为所动,从回放的录音中得知,很多人听了退了后,还一再说谢谢,尽量找到这样的有缘人。一年来,自动拨打了十多万个电话,三退的人能有一百多人。

正念营救同修

一次同修被绑架,并对同修实施了酷刑,致使同修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反应。当时我们地区由于营救同修,出现了迫害加重的情况,许多同修都离开当地到外地暂避。但看到身边的同修被迫害后,我心里暗暗对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做好,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心里这一念一出,两眼热泪就止不住的流,差一点哭出声来,那时正在去营救同修的公交车上。

我借助同修被酷刑的情况,以向律师咨询的方式,走访了好几个律师事务所,把警察的恶行告之他们,律师听后一再说:这些警察错了,这些警察错了。其实中国的律师与司法部门都有联系,他们很快就会把警察的恶行传播出去。

同时我也向检察机关控告这些警察的恶行,听到这些警察的恶行,检察机关的门卫直接告诉我必须告他们,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了解情况后,直接向他们的主官领导电话请示,主管领导又指派负责的人接待了我。负责接待我的检察人员对我们也很同情并说会调查。

我也把他们的恶行直接告到他们局长那里,但是局长不在,公安局的一个主任接待我,当然他们不承认对同修使用酷刑。

后来同修被非法送入了劳教所,按劳教规定也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不能劳教。同修被酷刑折磨的已经没有劳动能力了,劳教所还接收。为此我上省信访办反映情况,向省公安厅申请劳教复议,向省司法厅控告劳教所的违法行为,向劳教所主管所长讨要说法,与劳教所的其他能接触到的警察谈论他们劳教所的违法行为,很多劳教所的警察都同情我们,有的警察还直接说他们劳教所的领导真是没事找事。

到劳教所期间,发生这样一件事,当时我们第一次去,劳教所的门卫还没有人,我们直接進去,到劳教所办公楼前时,一个坐在车里的警察主动问我们找谁,我们告诉他找主管的所长,这名警察就下车,一直把我们带到主管所长办公室的楼层,告诉了第几个门后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劳教所不让随便進,找哪个人需要门卫登记,征求要见的人同意后才能進入的。

由于被迫害的同修在里面也正念正行否定迫害,不久同修就被释放。

注重安全 为他人也为自己

记得有一年在学法小组,因为我刚去,他们认为我是从来没有走出来的人,需要帮助的对象,当然这是迫害后我第一次参加学法小组。该小组后来想成立资料点,说一个人忙不过来,必须有两人,明显是想让我参加,但我不表态参与。

该小组后来又想安装卫星接收装置,说人手不够,明显也想让我参加,我还是不表态参与。因为那时我本身就从事家庭资料点的项目,去学法小组前,都要把打印机设置好打印的数量才去的,本身已经忙不过来了,不可能再参与其它项目。但是在学法小组,我不说我的情况,学法就是学法,涉及到不需要同修知道的,就不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对我有误解。

去学法小组,我是绝不会带电话的,那时与他们谈论手机的危害,有的认可,有的还不认可。

去学法小组,我也不会带真相资料,我看见一个同修在去学法小组的路上直接面对面的发放光盘,而且离学法小组已经很近了,被发光盘的人都能看到同修進的那个楼洞,这位同修后来被绑架了。

后来我到另一个学法小组,那个小组更不注意手机安全,在学法小组里直接告诉没到的同修在哪个楼、哪个门,还告诉同修在什么地方等着,他去接。看到这种情况,我直接将这些不安全因素告诉了小组协调人,我也离开了这个学法小组,从此我也再没有参加过其它学法小组了。

那时给同修送资料,都是见面时提前定好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一次,一个同修直接电话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取,接到这个电话后,那次资料取完后,就断绝了与这位同修的资料之间的联系。

在学法小组,对陌生同修从不过问叫什么、姓什么、干什么,有一次,一个同修告诉我,某某被迫害了,我说我不认识啊,他说就是咱们小组的。

我也不会用手机跟同修联系,想联系同修时,都是找一个公用电话,而且同修的电话号码给我时,我在同修的面前就把手机号码加密了,让同修心里也有个底,回家后,还要把同修加密的号码分成两部份,写在不同的纸上。

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根本是寸步难行,什么都是师父所做,师父却把其中的威德给予弟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每位真修弟子都会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的份量,弟子真的是无以回报师父救度之恩,唯有精進,精進,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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