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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在成都女子监狱经历的“严管”、“转化”折磨

更新: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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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六月五日】按:张翼是四川凉山州公路局工程造价管理站工程师,2015年1月28日(过年前)与几位朋友一起读法轮功书籍时被绑架,2015年12月24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并处以罚金一万元。以下是张翼叙述的自己遭受的冤狱迫害。

我于2016年5月24日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历尽19个月的“严管”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一、强制“罪犯”身份意识

1、侮辱人格的“罪犯”报告词

在成女监,被送进来的法轮功学员从一进监狱开始,就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强制着“罪犯”身份意识,强制打报告词是第一步。在女监生存处处要报告,而且要立正姿势打规范报告。走路要报告,在监狱任何地方遇到警察要主动背过身去礼让或者打报告词:“报告警官,我是罪犯某某某,请求通过”等。

我因为不配合打报告词、不配合罪犯管理,将近两个月没有任何基本生活用品:卫生纸、牙刷、牙膏、毛巾、肥皂等。不准上超市买任何物品,也不准任何人借给我用。这期间每天不刷牙、梳头、大便没有纸、洗碗没洗洁精。好不容易将全身衣服过过水,晾衣服又没有衣架,或者室外没有空隙地方,室内放哪里都犯规,只好铺在自己的床上等风吹干,凌晨2点睡觉时,还没有干,就铺在自己的被子上,用体温烘干。

为逼我打报告词, 6、7月的大热天,在三监区的顶楼6-1监室里,我全身的汗水不停的淌,却不准洗头、洗澡,“帮教”不断侮辱和奚落我不爱卫生、脏臭,我没有自己的凳子,就坐地上。犯人打骂我时,因为怕脏,打了之后就要赶紧去洗手,还说有时不愿打我是因为多次洗手嫌麻烦。

2、强制“报数”

报数,是监管场所的“罪犯”管理手段之一,法轮功学员不会承认自己是“罪犯”,自然不配合“罪犯”管理。我被送到女监时不报数。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每一个警察,因此报数时,就对警察说“法轮大法好”,遭到“帮教”徐桦、马X的软硬兼施的劝阻和辱骂。十多天后,我报数时仍坚持喊“法轮大法好”,狱警王菁萍让全层楼的人站着等,逼我报数,劳累了一天的人巴不得早一分钟上床休息,王警察就污蔑说法轮功不善,害了所有人,犯人由此仇恨埋怨法轮功。王警察提着电棍把我的头按在墙上,对着我的嘴电击,麻胀的痛苦很快传遍全身……另一个旁边的狱警说“再喊,就铐起(吊铐)。”

演示图:电棍电击以强制“转化”

3、强制穿囚服

我一进监狱,就在三监区阅览室被两个“帮教”徐桦和马X强行把我的全身衣服脱下,全部换上监狱的囚服。除了判决书等文件,任何写了字的信息,包括电话号码都不准留。监狱里有名目繁多的违禁品名单,社会上的报纸也是违禁品。这里只能看到监狱图书馆里的书和监狱内部的刊物(会指定监室室长保管,定期上交)。犯人没有任何私密空间,包括家信,日记,都是要面临警察的随时抄监检查的。对于正在被“严管”的法轮功学员,本人是没有自由可以使用纸和笔写字的。

二、无处不在的“互监制度”

监狱里的“互监制度”是邪党株连手段的极致运用,我抵制监狱里的罪犯“规矩”,监狱就利用“互监制度”绑架犯人来给我施加压力,例如监狱强迫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要象其他犯人一样背《监规》,在6-12监室,我抵制背监规,全部监室的12个犯人都怕被牵连:整个监室得不到红旗,要影响每一个人的改造分,我所在的互监小组两个组长要被扣分,室长要被扣分,这些都可能直接影响犯人的减刑,还有“帮教”要被批评甚至被开掉,楼层积委会包这间监室的犯人也要被牵连……犯人一牵扯到减刑问题时,马上有人骂法轮功不善,也有哭诉自己是死缓无期刑期长,除了盼早一天回去没有其他盼头,……我自己不怕处罚,可要在这里和这些人朝夕相处,还希望她们能明白法轮功真相,这种动辄就牵连一串一片的互监制逼得我违心的背监规、配合监规。

三、在“帮教监室”被严密封闭

三监区4楼的最末,就是4-12监室,是专门安排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严管监室,叫做“帮教监室”。我在4-12监室呆了七个多月。因为在最末,一般犯人进出都看不见12监室的情况,在监室外有警戒线,除了“帮教”和警察,不准其他犯人越过。除每天三次开饭前的报数是在室外的走廊上,其余时间全部在监室里。

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狱中狱”,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封闭在这种专用监室里,见不到也听不到外面的任何信息,甚至剪头这种必须做的事,都是安排在监室里剪或者等外面整个楼层的其他犯人剪完后,我才在“帮教”严格的监视下(不准和任何人打招、做表情,特别是其他法轮功,)去剪头。

“帮教监室”大多数时间只住三个人,我和两名“帮教”人员,帮教告诉我,这个“帮教监室”是被监狱和监区时刻依靠高清摄像头重点监控关注的监室,她们也感到紧张。监狱给“帮教”的规矩是,寸步不离被“帮教”的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在“帮教”的视线范围内。我刚进监狱时,由于4-12监室正在迫害钟俊芳,因此我就被关在6-1监室。

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每天从早上5:30起床,一直到半夜两点,主要是在对着监控器的一个固定地方站着,除了吃饭、大小便和打扫卫生、监狱规定的其他事和洗漱外(前两个月没有生活用品,几乎没有正常的洗漱)不准随便动,我的一切行动,包括大小便都由“帮教”掌握。为逼我写“四书”,帮教随时可以用这些规矩折磨我。

长期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让人精神压抑,能听到看到的全是从“帮教”那里听到的或者碟子上放的污蔑大法的谎言。

晚上睡觉后,即使“帮教”睡着了,在室外走廊上还有昼夜不停走动的值班的。几乎几分钟就要看一下监室,还有值班的警察在盯着“严管”监室,因此即使在床上,法轮功也被关注着,不准盘腿,就是睡着把腿扣在一起也可能会被怀疑盘腿被干涉。在6-1监室,为逼我写“四书”,把身体搞垮,“帮教”徐桦甚至和值班的犯人高××串通,有段时间在我两点睡下后,值班的高××故意撩开被子,假装看我是不是在盘腿,顺势把我摇醒。这样好达到让我身体被疲劳拖垮的目的。

监狱给一般犯人配置的棉被是“盖二垫三”,没出“严管”监室的法轮功只能垫一床盖一床。

四、约束带强逼看诽谤碟子洗脑

监狱的一切封闭和肉体的折磨,都是为了关键的一点:对法轮功强制洗脑,让你接受监狱的歪理邪说,“转化”。

在“帮教监室”里,专门配了一个大屏的电视和dvd播放器,是监狱教育科为“转化”法轮功特别配置的,根据需要安排法轮功学员看洗脑”转化”的各种碟片大约有10多种。

“帮教”给我放诽谤师父的碟子,里面全是造谣污蔑的东西,我给“帮教”讲真相,她们不准我讲,还被徐桦谩骂,她们强行拉我到电视屏幕前,几个“帮教”犯人用鞋底打我耳光,让我站在距离电视60cm左右的地方看,我背对着电视机,不看碟子,她们就把我的头按着压在屏幕前的电视柜上,把眼睛强制扳开对着屏幕。

杨警察拿来警械约束带,几个犯人把我的手反扭在背上,杨警察用约束带把我捆起,捆在铁床挡头,距离电视屏幕半尺的地方,“帮教”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大。

我被约束带捆过两次,第一次大约2、3个小时,第二次大约4、5个小时,每次捆完,解开时,我的双臂都是麻的。

五、残酷打压讲真相

成女监,一方面是严密封闭下在狱内对法轮功疯狂污蔑、丑化,煽动蒙骗警察和犯人迫害法轮功,一方面严酷打击敢于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1、剥夺睡眠时间

我公开喊“法轮大法好”,不报数,惊动了监狱,廖副科长代表监狱找我谈话,我给她讲法轮功怎么教人做好人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法律依据。廖说:到这里来了就是”罪犯”,就要按“罪犯”管理,我的行为已经引起监狱高度关注,再喊,就有警械、小间等等对待,监狱是教育和惩罚相结合,以惩罚为主。

我说用这些对待“罪犯”的手段来对待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是不公平的。廖××对“帮教”连说了两三遍“加强学习”。回到监室后,我每天看诽谤碟子的时间就从半天变成了全天,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间就从每晚的12点悄悄地变成2点,早上比一般的犯人早起二、三十分钟 。这时我才明白了所谓的“加强学习”是什么意思。

这样从6月18日到9月30日,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一天只能睡3个多小时,“帮教”开始时是两人换着休息,一个月左右,“帮教”身体疲惫来不起了,就增加了一个,三个人轮换守我。晚上长期的疲惫下,我站着都可以睡着,有一次困到极点我在昏乎乎中走向对面的空床,撞着床后,居然一下又趴在空床上睡着了。

监狱逼写“四书”逼得紧了,晚上我困打瞌睡,“帮教”徐桦就用冷水淋我,心情不好时,让我一直站到2点,中途不准坐一下。

2、因喊“法轮大法好”遭受各种折磨

我多么希望能给这里的警察和犯人带来福音,在去医院体检的路上,喊出心声“法轮大法好!”“帮教”犯闵含梅等用手来捂我的嘴,把我拖到卫生间(当时,这里还没有安监控器),拳打脚踢,打耳光,问我还喊不喊,我说要喊,她就继续打,我还说喊,又打,直到打累才停止。

再次到医院体检,杨警察拿着摄像机,威胁说要把我在医院喊“法轮大法好!”的情况摄下来,交给监狱作为加刑的材料。我避开杨警察,对着医院大厅等候看病的犯群喊“法轮大法好!”杨警察气急败坏的把我拉进一间没有医生的治疗室,关上门,打我耳光、用脚踢我,旁边一个犯人冲上来,代替杨警察,对我猛烈的拳打脚踢,在杨警察面前挣表现。我对杨说:“你是有素质的人,怎么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希望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对你好。”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在6-1监室,我喊”法轮大法好”来抵制制看诽谤碟子,为此,我被“帮教”随意打耳光,谩骂,打耳光轻则用手扇,重则用鞋底打,一阵猛打后马上嘴就肿起来。

后来我向杨警察反映,她们稍微收敛了一些,并改用了隐蔽的方式,一般打我都拉进卫生间,动手大多数时候是闵含梅和陈X,徐桦,拳打脚踢后淋冷水,马X后来不动手打耳光了,用冷水淋,一盆盆的冷水淋得我喘气都喘不过来。有几次在阅览室,把阅览室的监控器用布帘遮住,把我按在地下打,我一边挣扎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为抵制看碟子喊“法轮大法好”被折磨,每天至少一次,第二天又这样,不能让为众生无限付出的师父被诽谤,不能让不明真相的警察和犯人造业,虽然每天都被折磨,但是我一直坚持着。

后来,杨警察从外监区学到的,对待喊大法好的法轮功学员,用臭袜子捂嘴巴,用强脱学员自己的内裤塞嘴。“帮教”听从吩咐,动手打就改为用脏毛巾、臭袜子捂嘴巴,后来就把我拉进卫生间,把我按在地下,把我的内裤强脱下来,来强塞我的嘴,由于我奋力挣扎,她们的毛巾、臭袜子、内裤从来没塞进我的嘴,但是却给我带来一个痛苦,因为我本来入监时就只有5条内裤,被她们这样强脱下来,一条条的被撕烂、丢弃,最后只剩下两条了,又不准我买任何物品,为防止再被脱,我被迫不穿内裤,只穿外裤,受尽屈辱……

监狱搞修建,监室外随时有工人进出,魏监区长(2016年年底离开三监区,蔡区接替她的工作)特别吩咐“帮教”,绝对不准让我喊号,她们停止了放碟子,多派了一名“帮教”,三人日夜不停的看着我。

每天的“严管”,把人像一只鸡一样,整天站在自己铺位前,活动范围就是自己的床范围内,我不能承认这种非人的折磨,又开始喊大法好,陈X、韩××、闵含梅、徐桦、等把我拉进卫生间,我听见徐桦说,“把她弄到水缸里瀎水”,我用尽全力把卫生间打塑料桶的水按倒了,才没有瀎成水,但是我被她们按在地下,陈X下狠手,在我背上,脸上狠狠的打、掐、韩××拳打脚踢, 这一次,我全身都在痛,脸上直接掐烂、嘴唇也烂了,半个月后痛感才消失,每天都有警察收监,还时刻有监控,可没有任何警察理会这事。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向杨警察再次反映被打的事,可这些事仍没得到根本性的制止,也没见到任何“帮教”被处理,徐桦有意识地在监控器看不到的地方隐蔽收拾我,有一次她用力把我的头按在门边监控器看不全的地方狠狠的撞墙,马上我的头被撞出一个大包,然后,她揪着我的头发,一撮一撮的拔,地下顷刻就是薄薄的一层头发,她说:“以后就专揪头发,没办法找证据,就是你自己掉的……看你还喊,你让我在警察面前不好过,我就让你也不好过。”还有一次,她拿我出气,让我从早到晚看一个通宵的诽谤李洪志师父的碟子。后来,她认为打我太累了,就换了花样,我每喊一声“法轮大法好”,或者给路过的警察讲一句真相,就一直罚站,晚上2点钟以后,白天每喊一声或者讲一句真相就推迟半小时睡觉的时间。

六、开除工作,雪上加霜

2016年7月的一天,我被折磨的满身青一团紫一团,每天被侮辱谩骂中终于有了一个难得的会见,好不容易有一个喘气的机会了,能看见外面的人了,听见一句正常的对话了,我欣喜的看见久违了的单位同事!结果是来给我送达开除工作的文件的。

看到我憔悴的面容,满身的伤痕,同事看不下去,最终忍了又忍还是把文件交给了我,我拒绝签字,不想为难同事,就在签名后的备注上写了“本人不认可”。

七、挂牌“攻坚转化”

监狱见我仍然不写“四书”,就加大迫害力度,我在监狱每个月的情况被监狱报到监狱管理局,又报到司法部了,2016年8月底,司法部给成女监下了文件,把我定为司法部挂牌”转化”的重点人物,监狱对我成立了“攻坚组”,威胁我,要么写“四书”,要么加刑。

在8、9月份期间,廖科长和杨警察一周要来一两次给我搞“帮教”,我借这个机会,从怎么苦苦探索人生真理,看到法轮功书后豁然开朗,明白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而走入修炼写起,希望相关人员能明白真相。廖让我翻到《转法轮》,讲自己从书中怎么悟道的,怎么一下就豁然开朗的,她想用监狱那套理把我引导过去,我真真切切的把自己从书中怎么体会到佛法修心性的体悟说出来,最后她们承认我是在按书做好人,可他们还是按照那些邪悟胡说八道。

我给她们讲监狱那些诽谤碟子的漏洞:比如天安门自焚,监狱里放的碟子无外乎是通过记者采访来证明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一是回避了焦点访谈里被人们普遍指出的疑点,二是被采访的当事人大多在监狱里服刑,或者服过刑的,在监狱里这些人说的话只能代表监狱意志,根本没有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成女监洗脑用的光碟,绝大多数都是取材于监狱、洗脑班里失去自由的人。

还有那个比较新的否认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碟子,很明显,海外媒体大纪元和明慧网上提到的是在苏家屯医院的地下室里发生的事,而监狱的光碟上放的全是苏家屯医院不具备活摘条件云云的事,牛头不对马嘴……

监狱知道“转化”不了我,一边是派专人来给我做所谓的“转化”,一边是紧锣密鼓地收罗我进监狱以来的讲真相的录像好作为加刑的黑材料,“帮教”就是监狱最好使唤的人证,让怎么签字按手印她们就怎么做都可以。还有从我身上搜到的经文也被作为加刑材料。

这些还不够,监狱从我日常的录像中仔细找可下手的材料(那些“帮教”对我的恶行她们却视而不见),怀疑我在墙背后炼功,就以此来惩罚“帮教”,让她们俩从此不给报减刑,挑起“帮教”和我的仇恨,这招对监狱里的人是最毒最狠的,两个“帮教”徐桦和杨××气极了,发誓要申请一直“帮教”我到满刑,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吃尽苦头,徐桦已经气疯了,她咬牙切齿的说,如果我不写”四书”,监狱不判我的加刑,她都要去主动举报我,直到加我的刑。

八、用加刑逼写“四书”

监狱已经通知家人,我的材料被送到监狱的狱侦科,面临加刑,杨警察对我说,材料已经到狱侦科周英科长手里,正准备起诉到驻监检察室胡芸主任那里。很快会被送到驻监检察室,然后到检察院,杨警察对我说,家人知道要被加刑的事,快崩溃了!家人和我一直见不到,不知我在里面的情况,认为这一切是因为我在里面喊大法好造成的,不知道实质是因为监狱用加刑逼“转化”。母亲一封封含着血泪的书信写来,哀求我不要再喊号,再坚持了。善良的母亲的信被监狱利用,在犯人中散布法轮功无情无义、遭人唾弃。

我惦记着家里104岁的老外婆,不知她还能不能挺住,等着我回家。(我出狱后才知道,老外婆就在我被抓后,每天都在天黑时瞅着家门希望外孙女能突然回来,就在他们紧逼我写“四书”的7、8月份,老外婆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弥留之际,怎么也咽不下那口气,我的母亲知道她心里挂着外孙女,母亲哭着对老外婆说,“妈,我们会照顾好燕子(我的小名)的,你放心吧”,老外婆还是咽不下气,直到我丈夫、女儿,母亲全部给她跪着,说一定会照顾好我时,老外婆才一下把气咽下了,她一直唠叨:“燕子是个好人,太老实了,太冤了”。

杨警察威胁我说,监狱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公检法,简易法庭随时可以开。一条 “狱内犯罪”就可以轻易给法轮功加刑、重判,多半在七年以上。外面社会上的人对监狱插不上手。“帮教”给我说,监狱会让你无法正常上诉、申诉。被当作”严管”的法轮功,连会见家人都不行,怎么可能让律师会见你,还有在这里,有的是人证,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犯人,做什么材料都可以做出来的。她们告诉我,给我做出上报狱侦科的材料有厚厚一大本。她们见我还不动心,就再加一码:一旦启动加刑程序,到当地调查,被牵扯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还有你的同修、家人(母亲给我写的信,监狱也从中仔细过滤信息,找到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等等,公安会把这些人包括找到你妈,让你妈也来做笔录……监狱狱侦科周科长约见我,告知加刑材料正面临起诉到检察院,再给一次“机会”……

这是过去的十八年中从没有过的,是成女监近几年迫害坚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最毒的一招。

九、把人逼疯的“揭批”

成女监从2015年前后开始加大“转化”迫害的力度,必须进行所谓的“验收”,逼写揭批材料,开揭批会,及相关人员来现场提问,看是否“认识”到位。在此之前,成女监对很多坚定的大法弟子没有办法,就采用下三滥的办法,把迫害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法轮功学员按倒在地,强行拉着法轮功学员的手指在事先写好的三书上按指印。 其实监狱是知道,对法轮功学员是“转化”不了的,百分之百的学员是在封闭、间隔,各种高压、诱骗下,违心做的,就算有百分之一二的学员,表现出来好像接受了那套邪悟的理,真正回到正常环境里,只要还愿意看法轮功的书籍和经文,都会明白自己是不清醒的,那些没走回来的,绝大多数是因为恐惧,怕再沾着法轮功被坐牢而不愿再看书炼功。

对法轮功学员的验收,是更加摧残和扭曲法轮功学员的过程。监狱里还有一套邪理,把法轮功学员的反弹和不愿意配合污蔑诽谤大法师父说成是出尔反尔,不耿直,没人品。徐桦经常奚落我没担当。

一边是加刑和生不如死的活折磨,一边是奚落和侮辱精神折磨,还有愧对自己良心的谴责,我精神恍惚,没有白天黑夜的感觉,“帮教”给我说话,我经常前言不搭后语,刚说的话就没有记忆了,有时我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自己止不住的大笑,或者盯着“帮教”不转眼,把徐桦吓着了,她们向杨警察反映我有点不正常了,怕有一天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由于长期罚站,我的背佝偻了,像一个老太婆,我自己已经不知道正常的站立是什么感觉,过去走路风风火火的形象不在了,在外面时,经常有人说不像四、五十岁的我,现在起码老了一、二十岁,……徐桦经常说我要疯了,要疯了,但是监狱没有因为这些,就取消验收。

十、步步用加刑紧逼

2016年12月12日,我冲到监室门口,对着苍天,发出沉默了几个月,一直在心里噎着的心声,“法轮大法好”!2017年1月,我声明违心写的“四书”和揭批材料作废,这下象捅了马蜂窝,监狱马上宣布立即对我实行监狱级的“严管”,狱警给“帮教”安排的:白天在当风口面对墙罚站,脸、脚距离墙不到20公分,双手在身体两侧不准随意动,晚上站在门口吹穿堂风,不准睡在床上,把钢丝行军床放在进门正对着风口的地方吹风,那时正进入三九天,刺骨的寒风中,不准我穿棉衣,睡觉只盖一床棉被、垫一床破旧的薄棉絮,站到2:00点后,我只能用刺骨的冷水冲脚、洗脸,我的手吹肿了,一天从早上5:30站到晚上2:00,中途只有几分钟吃饭时间和打扫卫生、洗漱时间,其余时间全部站着,不准碰一下凳子,站了5天后,我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写了一个书面的严正声明交给杨警察,声明之前违心写的”四书”和揭批材料作废。杨警察不接,随后,监狱廖科长来亲自接见两个“帮教”,大意是准备陪我到满刑后加刑,徐桦跳出来,再次用举报我讲真相,促使监狱启动加刑程序来威胁我配合验收……

2017年3月和4月,我再次喊“法轮大法好”,被监狱“严管”7天、5天。2017年5月2日,我不报数抵制针对“罪犯”身份的“加刑”和“转化”,杨警察再次启动监狱”严管”,并安排“帮教”把我所有的存放的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全部拿走,并在全监区警察会上提出把我的材料再次上报监狱申请加刑……

监狱有关人员一直在声称对我是“人性化”又“人性化”。亲情是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的,最正常的人性,可是在这里,一样作为“转化”法轮功的砝码,我的母亲,以亲友辩护人的身份上诉做无罪辩护,因此不被监狱放心,认为会影响她的“转化”改造,因此监狱一直不同意我会见,2016年过年前,监狱要到西昌搞回访,也表现监狱的“人性化管理”,叫我配合监区录了一个向家人问好的视频,为了让久别的家人不牵挂,我配合了。后来了解到,这些视频被监狱作为我在“春风化雨”的感化下有“人性”的体现。而监狱去我家回访时的视频说放在摄像机里,一直没有给我本人看到,大概怕我看到家人影响“转化”吧。(一年后,我才得以见到母亲和丈夫。)

在逼我写“四书”的问题上,监狱不惜动用司法程序,加重刑也要向上面交待,明知是在做好人修心向善,也要逼你指鹿为马符合上面保全监狱及相关者的利益,这是人性吗? 这是共产邪灵在毒害和绑架相关人员。其实共产邪灵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让人变异,让你说谎,还要让你以说谎为荣,对说谎麻木逼迫人人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变异,从而毁灭人的良知,达到从根本上毁灭人的目的!

十一、监狱与当地610勾结

在我不配合报数、打报告词,公开喊“法轮大法好”不久,2016年7月底,监狱把西昌市610办的陈琪请到监狱配合迫害,监狱把搜到的我身上的经文交给陈琪,让他到当地配合调查经文的来由,准备给我加刑,以此逼我守“规矩”。2017年4月,610的陈琪和蒋副主任还到监狱搞所谓的“回访”。

后来,在我抵制“转化”、喊大法好的过程中,不断地从监狱狱警那里听到说是当地610提供的信息,最先说我是西昌市法轮功站长,后来又把我升为凉山州的负责人,到后来,我被监狱报到司法部挂牌后,据说当地610又把我升为攀西地区,甚至四川省的负责人。邪党的套路,两个目的,一、官越大,对我施加的压力越大;二、我的“级别”越高,当地610办和成女监的成绩越大,经办的人得的嘉奖名利就越大。

十二、行恶者和受害者一起被“严管”

徐桦和我长期在一起,她是因抢劫罪被判了20年,她从2013年前后就开始做“帮教”,她是三监区最早开始做“帮教”的,思想中灌满了仇视大法的谎言,她经常说,我的“严管”是她在掌握,怎么具体把握她说了算。她脾气暴烈,稍不顺心就利用“监规”、“严管”来收拾我,谩骂、打耳光、拳打脚踢、深秋天把我全身淋透不准换衣服……成女监的“帮教”制度和用尽各种手段追求“转化”率给了这些犯人特权,“帮教”私下说:因为警察信任我们,只要是对“转化”和“严管”法轮功有利的,警察只看最后的结果。

作为修炼的人,我们是没有敌人的,我觉得徐桦被监狱环境毒害的太深了,太可怜了。一次次的原谅她的暴力、给她讲真相,可她能听和敢听的机会很少,也可能是自己无法面对以前干的那么多迫害法轮功的事。一提善恶报应,她就会大怒,说我咒她。

2017年6月4日,我在6-12监室再次公开喊“法轮大法好”,主管的钟副监区长罚我在晚上10点收监后,抄写5遍监规才能睡觉,(正常都要4-5个小时才能抄完),一般抄完后都是2、3点钟了。我被罚抄了1个多月。

徐在杨警察还没有安排对我的处理意见时,主动把我进入监狱级的“严管”,13日,我跟她劝善,讲到善恶报应时,徐大怒,竟在中午午休时当着全部寝室的犯人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胸口砰砰响,我的小腹以下被脚踢成青紫色的肿块,监室里有良心的犯人怕打出事来,报告给6-12监室的主管警察,该监室警察看了监控录像,觉得事态严重,给蔡监区长反映了,第二天徐桦被蔡监区长严厉批评,宣布“严管”一个月,打下车间劳动,不准做“帮教”岗位,当月积分清零。

徐桦被处罚的事后,许多犯人议论,她是打骂法轮功太多,手段太残忍遭的报应。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她打骂过,一次一位姓张的老太太,在监狱医院看病时,徐桦当着医院王院长的面打老太太,当时就被王院长打电话到监区,叫警察把徐桦换了。可这样的人多年来却一直得到“重用”,在我离开4-12监室前,她一直是“帮教”监室的室长。

在徐桦被“严管”的同时,我也被杨警察宣布对我实施监狱级的“严管”,我一直被“严管”到满刑出狱。

十三、更加严密的封锁

6.13打人事件后,徐桦被严肃处理,这是监区部份警察的善良和公正,起码在这事上体现了公平,正常的处理了打人的犯人,也让法轮功多年受到的暴行得到监区一些警察的关注。好几个警察来关心我的身体状态,对新安排来的“帮教”,也叮嘱她不许打骂我。对多年“帮教”随心所欲对待法轮功的情况有一定的抑制。但是在对法轮功的“转化”上,监狱只是改变了一些表面的方式,在思想洗脑和精神折磨上有可能变本加厉。

就是打人的事也没有因此彻底停止,只是更隐蔽了。在3个月后,法轮功学员曹晓兰被送到三监区,“帮教”闵含梅、陈X负责包控她,曹被闵含梅强拉到监控器看不到的墙后,暴打折磨,陈、闵辱骂、呵斥曹的声音,吵得临近监室午休的值班犯人和病休的犯人睡不着觉。

我给监区一些警察反映了帮教虐待法轮功的一些事,相关人员没有被处理,但有所收敛。但是同时我又被调离到远离关押曹晓兰的监室,从此以后,她们对我更加严密的监控封锁,不准让我知道半点其他没“转化”的法轮功的情况。也严防其他法轮功和其他犯人与我接触……

后记

成都女子监狱,这所打着“文明执法”,“人性化”管理的黑窝,每天还在严密封闭下残酷的迫害着法轮功学员,那些在谎言蒙骗下,被共产邪灵毒害被江氏集团绑架执行“转化”迫害的相关人员,她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我深深体会到监狱对所有警察和犯人的封闭,间隔,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污蔑妖化法轮功的谎言,时时不断的灌输给帮教、相关的警察、法轮功学员。无论用什么办法,真正同化了佛法真理的大法弟子是不可能被所谓的“转化”和迷惑的。我希望监狱警察和那些帮教、犯人都能有机会正面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用良知衡量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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