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法弟子两年来历尽苦难的正法历程

【明慧网2001年8月8日】
受害人：张锦英（现流离失所） 性别：女 年龄：41岁
职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保定分公司
住址：中国河北保定市广济路4号楼208号

被捕前身体非常健康，由于长期遭受酷刑折磨，现体况不佳，手、臂、腿经常疼痛，心脏、胸口、头部经常疼痛，有时呼吸困难，下巴骨疼痛，吃饭说话受影响，耳根部麻疼，听力不佳。

凶手：追随“人权恶棍”江泽民的610办公室、公安局及派出所、劳教所、看守所中那些迫害大法学员的犯罪恶人。

1999年6、7月份，在保定人民广场炼功点（市政府对面广场），早晨经常有很多警察、军人故意在我们周围练擒拿格斗，他们的拳头几乎打在我们身上，警车上的高音喇叭放出震耳欲聋的噪音，严重影响了我们平静祥和的炼功活动。但我们以无私无我的心性要求主动给他们让开地方，到广场边上去炼功，军警又尾随到我们周围，继续给我们造成干扰，严重影响我们的静心修炼，致使很多人不再出来炼功。

99年7月20日早晨，我去炼功点炼功，发现有好几个义务教功的辅导员被无故非法拘捕了，还抄了他们的家，其中有张满红（女），于瑞敏，李金虎，田永生，刘辉，老霍（名字不详）等八人。我们修炼大法以来，一直按李洪志老师所倡导的那样提高心性修养，与人为善，政府怎么还抓好人呢，是不是搞错了? 大家不约而同来到市政府门口两侧的便道上，探寻究竟。当时大约8、9点钟，大雨瓢泼，气温骤降，所有的人都淋湿了，但大家都是修炼的人规规矩矩，秩序井然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者，下至几岁的孩童，没有人愿意离开，都在热切的期盼着，能有一个公正的答复。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妈妈，在风雨中直打哆嗦，大家劝她回家，她却摇了摇头，我就把她拥在怀里，给她一些温暖，感动得有人落下了眼泪。人们一直等到11点多钟，当地官员开始不承认抓人，后来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又推说是上级指示的，他们做不了主。由于得不到明确答复，地方上权力有限，很多功友就自发地去了北京，去探问原因，我正走在北京的一条大街上，突然一警车停在身边，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们下来人，将我连推带打地拉上了警车，我说：“你们还是人民警察呢！怎么不讲理，为什么抓我们，有拘捕证吗？”一女警恶狠狠地说：“等到了局子里，你要多少，有多少。”我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知法犯法，侵犯人权。他们把我押到一派出所搜身，把我们带的书和经文扣下，不让吃饭喝水，不让上厕所，将我们很多学员推进一辆大客车，半夜里送到了北京丰台体育场。河北信访办来人推说不知道抓人之事，先让我们回家，等查实之后再说，我当时站起来说：“我可以做证，确实是抓人了，抄家的清单我都看见了。”那人就恼羞成怒说要把我抓起来，说我带头闹事，后来我们被强行送回保定。强拉硬拽给办洗脑班。

99年10月28日，江泽民违背宪法，诬蔑法轮大法。我很震惊，我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勤于工作，乐于助人，修佛向善，何罪之有？于是我决定去上访，讲清真相，为师父为法轮大法在世间讨回公道。我一人去了北京永定门一号，信访局，但信访局门口的牌子摘掉了，没有挂牌，大门口周围有很多警察、便衣。我刚到就被盯上了，被保定公安抓回保定，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功法好，可是江泽民不让炼，我们也没办法，我是吃这碗饭就得管你，你说不炼了，我就放你。我没有答应，表示坚决修炼法轮功，这样被非法拘留了15天。
违法犯罪直接单位：保定北市区和平里派出所警察田静

2000年1月1日，我去北京证实大法，准备在金水桥边炼功打坐。刚到广场就有警察问我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那人就打电话叫警车抓我，我平静地对他说：“你们为什么抓我呢，国家并没有规定炼法轮功的不许来天安门。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那恶警恶狠狠地说：“你等着，一会儿我再让你讲理。”车开过来，他们把我死拉硬拽推上车，把车窗帘放下（怕人看见），他开始打我，揪着我的头发往车上撞，另一个说别把玻璃打碎了，他便又开始打耳光，打了很长时间，累得该恶警直喘粗气，打累了，手扶着车座，又用脚踹我的小腹、胸口和头部。嘴里还恶声恶气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只是反复默念“真善忍”。和我同车被抓的还有深圳一名大学生，他同样遭受了如此对待，他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恶警还污辱他说：“你不有师父保护吗？怎么不来救你呢？我就是要打死你们，看你还练不练？”抓一车大法弟子，就送前门派出所，那天光前门派出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至少三百人。我被保定驻京办的人接回之后，被送到和平里派出所。那个叫田静的警察非常邪恶，在暖气管上铐了我一夜。审讯时又对我大打出手，说我给他们添麻烦，问我为什么去北京，我说：“从电视上看到非法判王治文等几个人的刑我不服，我认为不对，他们只是义务为大家服务，并没有犯罪。”他说：“原来你是为法轮功喊冤叫屈呀！”我说是，我们炼功人都屈，电视上说的全是骗人的谎言，都是假的。他便对另一警察说打她，狠狠地打，就用警棍打我的手、胳膊、后背，多处青紫，用脚踢我的腿，疼得我当时倒在地上起不来，还揪着我的头发让我照镜子说：“你看看还有人样吗？”我说：“我是修炼的人，是未来的神，你迫害大法弟子，你的下场才可怜呢！”一会儿他就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头疼得很，很难受，我就把我的餐巾纸给他用，一会儿过来一个男的说，田静你知道你为什么难受吗？是神发功在制裁你，田静就说：“你们给我打她，她不怕疼，那人又说：你知道她为什么不怕疼吗？因为她有神保护。就这样我又被非法拘留了18天，被他们踢伤的腿痛了很长时间都是青色的，走路拐了好多天。

违法犯罪单位：保定市北市区和平里派出所恶警田静，还有一男警
北京前门派出所警察，便衣名字不详

2000年1月26日，我因自己不能为法轮大法申冤而感到痛心，因百姓们被邪恶势力所欺骗蒙蔽而自己不能讲清真相而深深苦恼，晚上睡觉做梦都去天安门，哭着高喊冤枉啊！法轮功冤！于是我决定再去天安门，恰巧有很多学员相约同去，约有30几个人，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好”，把我的心里话向世人喊出来，当时我觉得自己完全同化到宇宙大法中去了，和大法融在一起了，此生永远护法正法，坚修到底。几分钟后，跑来很多警察，便衣和警车，把我们包围，要抢我们手中的横幅，我们几十双手紧紧抓住横幅不放，警察因长时间抢不走横幅，又有很多围观群众，还有的在给我们照像，就气急败坏地把大法学员推倒在地，穿着皮鞋在我们身上和抓着横幅的手上乱踩一气，在我的头上乱踢，我疼得失去了知觉，被他们抬上车，我醒来看到功友们都在正法护法，我又从车上下来去保护横幅，一恶警指着我说，就她刺头，狠狠地打她，恶警们就蜂拥而上，对我猛踢猛踹，手、手腕、胳膊、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右脸上被踢了一个大紫包，肿得象大馒头，眼睛成了一条缝，什么也看不清，嘴唇被皮鞋踢烂了，下巴骨也被踢伤了，十几天张不开嘴吃不下东西，只能用管吸流食。被关到前门派出所后，问我是那来的，我说是宇宙空间来的，名叫“大法弟子”，当时就是不想配合邪恶，因为我们是来正法的，法不正过来，决不回去。这时一恶警正在刷牙，满口的牙膏沫往我脸上喷，说我影响了他睡觉了，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骂脏话，污辱我人格，打我耳光，逼我说地址，我坚决不说。最后因我经常去天安门正法，被驻京办的人认出来，把我带走。

离2000年春节还有3天，人们都在忙着过新年。而我此时已是流落在外的游子了，看着人们高兴的样子，我的心却在痛苦得在流血，自己身为一名大法弟子，不能为师父申冤，不能为大法申冤，师父、大法在承受无名的诽谤，堂堂正正的宇宙大法“真善忍”却被人间恶徒诬陷打压，我的心被痛苦的折磨着，无法心安，如果不能为恩师为大法申冤，就不配做大法弟子，就不配抱着《转法轮》看。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我宁愿和破坏法的魔同归于尽，也不许他们胡作非为。我和几个功友又踏上了北上正法的征程，一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就高喊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的嗓子喊哑了，一直是流着泪在喊。警察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推上车，我决不顺从，就不上车，多喊一声是一声。让世人知道让所有空间知道大法弟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终因他们人多，把我抓到前门派出所，开始搜身，功友刘玉婷带的经文被搜去，恶警边撕边骂，玉婷要抢回经文，那人便打玉婷，当时我想一定要制止邪恶之徒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推开他说：“你不能打人，她护法没有错。”恶警气急败坏说你好大胆子，反了你了，和另一恶警对我一顿拳打脚踢，又拿来一根四棱桌腿，照我头部就打，鲜血立刻喷流出来，满脸是血，功友急忙为我擦血，止血，头部被打了2个大口子，一个1寸多长，一个不到一寸，流了很多血，一卷卫生纸全被血浸透了，还不够用。虽然他打了我，我却一点也不恨他，只觉得他很可怜，只不过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利用的工具而已，迫害大法弟子将有大罪的，我一手用卫生纸捂着伤口，一边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最后他似乎明白了一点，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你们师父是下世度人的佛，等你们师父回国的时候，我用鲜花，红地毯迎接你师父，为你们站岗，为你们服务。”我说：“那就看你怎么做了，如果你以后不再打人、不再骂大法，不再撕书了，就会有机会，否则很难说的。”那次我堂堂正正地走回了故乡，功友们都很惊奇，都在正念助我。三天后，也就是大年初一，我和玉婷等功友又踏上了北上正法的列车。

正月13我和张荣杰等七位功友想再次北上正法，把“法轮大法义务教功”八米长的大横幅展示给天安门广场，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正法护法的决心，让天上的众神都看一看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所造就出的真修弟子在人间正法的伟大形象。当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但是我们认为正法只争朝夕，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到达天安门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广场上静悄悄的，只有一队队的巡警和汽车的马达声。我们七人迅速打开横幅，高声念法轮功第一套功法口诀：“身神合一，动静随机，顶天独尊，千手佛立”。2个打横幅，5个炼功，有个警察先发现问干什么的，我说：“正法！”他就要抢横幅，我说：小伙子，你千万别动他，这是我们修炼人的事，否则你将来会后悔的。也许是我纯善的心打动了他，他看着我们炼完功，警车开过来了，横幅被抢走，把我们关到前门派出所，开始给我们照像，一大个子警察打开横幅说：“好样的，跑到天安门义务教功来了，真厉害。”接着给驻京办打电话叫接人（因我来天安门正法，曾经给他洪过法，对法有一定认识，所以没有打人）我们被接走后，不报姓名，恶人就毒打我们。几近天亮，张荣杰和徐秀芝脸被打破，冒血水，黄水，耳朵很长时间听不见声音，鼻子、眼眶被打青，眼被打红，可能泪腺打坏了，光流泪，睁不开眼，暴徒们不停地折磨，逼问，我们说是自愿来的，没人指派，法轮大法好，我们身心受益，就是要说公道话，他们便更加疯狂毒打，张荣杰的牙被打掉一颗。天亮的时候，恶人打累了回去睡觉了，我和徐秀芝用正念机智走脱。

2000年2月26日，当时正在开两会（政协、人大），我们希望两会能重新审议“法轮功”有关问题，我和另外八名大法弟子再次进京证实大法，当时我们决心生命不息护法不止，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清白的，我们和当地功友巧遇，开了一个百人法会，法会非常成功，功友们谈了自己很多体会，第二天我们全部去了天安门打横幅，炼功，被抓后，送往前门派出所，后来被关押到保定看守所。

为抵制善恶不分，非法抓人打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开始绝食，要求无罪释放，写申诉给最高法院，状告江泽民这种颠倒黑白，诬陷宇宙大法，残害众生，侵害人权，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每次申诉都被市政府扣下，并说我们法轮功学员没有上诉权，不许上诉，不许律师辩护，没有说话表达意愿的权力，难道这就是江泽民吹嘘的“中国人权最好时期”么？

看守所条件艰苦，我所在监舍约30多平米，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条水泥炕，上铺木板，用于睡觉，房间一角是斗室，里边既是水房又是厕所，合二为一，当时关押人很多，有40多人，臭气熏天，其中有刑事犯，有杀人、抢劫、吸毒、卖淫，有的卖淫女有性病、传染病，她们打骂欺压别人，淫乱脏话不堪入耳。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手续的情况下，我被关押了75天，其中还有张贵婷、刘玉婷等另外6人，都是法轮功学员，有个叫田英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4月底一天，政府、区政府、办事处、610办公室、街道委员会来了很多人做洗脑工作，声称只要放弃修炼，立即放人，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就判劳教，然后开始念诬陷大法的报纸文件，我看着他们为了眼前一些小利而被江氏利用无知造业，很痛心，为了制止他们破坏大法，我将写好的为大法申诉的信递了上去，并表示坚修大法，助师正法到底。当时那位区长很恼怒，猛地站起来，指着我恶狠狠的说：“这个穿红衣服的叫什么名字，这么不知好歹，判她大刑，叫她把牢底坐穿！”我听后平静的说：“别看现在闹得欢，将来拉清单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善恶是有报的！而且我们修佛向善并没有违法。” 坏人的威逼以失败告终，只好将我们送回牢房。

5月12日，把我们发配到石家庄劳教所。正值中午，值班狱警启用一个叫段淑英的女流氓搜我们身，搜走我们的经文，在那里关押了一个多月，（1、3、5大队）大法弟子受尽折磨。除了上厕所和洗漱哪儿都不许去，24小时在屋里坐着，不许和其他功友说话，看见就拳打脚踢，不服就吊铐，两脚尖着地，双手被铐得失去知觉，一铐十几个小时，嘴稍一动就认为是背经文，便打耳光，每天早上谁炼功谁遭毒打，惨叫之声接连不断，恶警耿红军专门迫害炼功学员，他利用别的犯人想早回家的心理，让犯人看管，谁对法轮功弟子狠，给谁减刑期。犯人段淑英等几个歹徒对我们非打即骂，一打坐，她们就上来用手又拧又掐，有的学员的乳头被掐烂，歹徒拧下阴部，大腿内侧，还把辣椒弄烂了往张荣杰等功友们的眼睛里、鼻孔里、嘴里塞，极端的剧痛使人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歹徒们的残忍程度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恶人们往大法弟子嘴里塞肥皂，牙膏，用过的卫生巾，用毛巾勒脖子，很多大法弟子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折磨，被逼绝食抗议。恶警对犯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暴行进行纵容，狱警还残酷地给大法弟子灌食，有一18岁女弟子灌食的管子插到气管里去了，还给她灌，她拼命用带着手铐子的手把管子扯下来，才幸免一死。大法弟子张荣杰因炼功被吊铐，后又铐在桌腿上，不让睡觉，当时她已经绝食十几天了，耿红军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张十几天没吃东西了，还被耿红军打耳光，一打就是几十个左右开弓！荣杰说警察打人是知法犯法，这恶警说：“打死活该，这是我的权力。”所有的学员都被他毒打过，给保定的董春玲上过3次警绳，绳子都勒断了，又从后边吊起来很长时间，到现在前胸两侧留有2条被绳子勒得很深的沟。白丽丽、刘新彩等因炼功被他用警棍打屁股，都打成紫黑色，局部被打烂，不能坐，不能躺。每天强迫劳动，从早5：30至晚11：00，中午不许休息，完不成任务加班，甚至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只能睡3、4个小时，有的累昏死过去，醒来后也不让休息，干活赶任务，有个不炼功的常人因过度劳累，蹬着机子干活时睡着了把手指头给机针穿透了。功友们抗议这种非人折磨，集体不穿号服，拒绝强迫劳动，要求学法炼功。因为我们修佛向善没有罪，我们不是犯人。石家庄劳教所及耿红军就强迫大法学员每天走正步，练队列，体罚，站墙根，谁走不齐就打谁，用手打累了就用警棍打，一个个被打得惨不忍睹。从起床到晚11：00站得功友们腿肿得很粗，脚肿得穿不上鞋，如此酷刑折磨一个月，弟子们毫不屈服，坚决抵制邪恶迫害，坚决不参加强迫非法劳动，不穿犯人服装，最后邪恶以失败告终。

同年7月30日，我和保定的大法弟子被转送到保定劳教所，那里分普管班和严管班，我和徐秀芝，张荣杰，孔会娟等八人分在严管班，不许和功友说话，上厕所也有专人盯着。不久暴徒们对我们开始了45天的强行洗脑。放录像诽谤师父，诽谤大法，念破坏大法的报纸和书，对我们进行精神迫害，我们不听，不看，有几个弟子被严庆芳（女，劳教所大队长），给下令全铐在楼梯转角处，几天几夜不许睡觉，有个功友叫刘红玉问为什么铐人？也被恶警非法铐了起来。我觉得应该抵制这种迫害，要求和严庆芳（大队长）谈话，我怀善心和她讲道理，讲善恶必报是天理，讲宇宙大法是修佛修道大法，我们既不争名夺利，也不追求权利政治，她哑口无言，说我讲得很好，她要和其他领导研究后才能决定放不放人，结果下午就把我和一个叫张贵婷的大法弟子关了小号，说我俩带头闹事绝食的。小号环境阴暗潮湿，到处苍蝇蚊子，虫子成群结队在地上床上乱爬，恶臭的气味呛得人无法呼吸，年轻的女队长来时恶心得捂着鼻子，她们怕我们炼功，每天24小时我的手都被铐在床头上，时间一长，胳膊很疼。手指头和手掌都失去了知觉，好象木头一样，大小便都在床下的便桶里，24小时来一个队长看着我们倒一次，当时已经绝食20多天了，因为我们绝食，严庆芳下令不许洗脸漱口，不许喝水，灌食用玉米粥，里面放盐，烧得胃里象火烤一样，发高烧，浑身热得难以忍受，经常吐血和便血。虽然我们拒绝吃狱饭，他们故意派人每天送2个比核桃大一点的窝头及一块咸菜（小号的伙食标准是每天2两粮食）。

小号在2楼的最东头和男犯人的宿舍是通着的，虽然铐着我们，也仍让男牢的犯人看管着我们，门是开着的，白天通常半小时看一次，不论我们换衣服还是大小便，男犯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来看见。搞得我们提心吊胆，手因长时间带铐，有时剧痛，有时麻木，没有了灵活性。有时半夜醒来，看见铁笼子外边有几个男犯人虎视眈眈地直盯着我们，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样度日如年的日子给我们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在小号关押15天，严大队长说只要向她认错就解除关小号，我是宁死不屈坚决抵制邪恶，每次她来小号，故意问我：怎么样，这儿好受吗？我说：你不要太得意了，现在你助纣为虐，残害忠良，早晚会遭报应的。最后因年轻的女队长都不愿来看着我们去倒便桶，才让我俩上去。

上楼后，（女监在4楼）和30多位功友为了证实大法、抵制邪恶的洗脑，继续绝食，暴徒们为了达到强迫我们放弃信仰“真善忍”的目的，强迫我们每天早上5：00起床，开始‘坐板’（把方凳放倒坐着）一直坐到夜晚11：30，不许喝水，洗漱，不许说话，不许合眼，只许看电视，谁合眼就打耳光，或“罚站立”，屁股都磨破了。张荣杰因不接受强行洗脑，被施酷刑‘大板铐’（将人的四肢拉直用铐子分别铐在床的四个角上，表面上是躺着，但几个小时之后，就象无数蚂蚁虫子在身体里乱爬一样，骨头缝，全身的筋，全身的肉，皮肤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其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诉说，人的双手和双脚又疼又麻木，上厕所裤子都提不了，至今都有后遗症。

这时我们坚持绝食已有2个月了，一个个瘦得皮包骨，身体极度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以严庆芳为首的邪恶之徒丧心病狂更加卖命的摧残大法弟子，其目的是为了多拿一点奖金，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酷刑折磨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向上级邀功请赏的肮脏目的。

在一次晚上灌食的时候，宋大夫（保定劳教所医务科大夫）在所部及严庆芳的指使下，开始对我下毒手，信队长叫我到灌食房间，问我继续绝食吗？我说：你们强迫洗脑是侵犯人权，我是合法公民，有信仰自由和权利，你们如果不再强制洗脑，我当然可以吃饭。信队长说：那你就躺下吧！宋大夫闯过来拿一根小手指头粗的硬塑料管子，往我的鼻孔插，而且是来回猛扎，我的口里只觉得咸咸的东西往里流，我感到不对劲，一看宋大夫面目表情扭曲着非常可怕，就象电影里的虐待狂一样，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可怕的东西，这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觉得还不够狠，又用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上半身全揪起来，另一只手狠劲的上下猛扎，我只觉得头疼欲裂，眼冒金星，大口的血从嘴里，鼻子里喷涌而出，便失去了知觉，过了很长时间醒来，全身发抖，抽筋，不能行走，脑袋感觉又大又重，痛得无法睁眼，勉强睁开便觉天昏地暗，看人都有很多重影，手、胳膊被掐得青紫，肿了老高，疼得抬不起来，嘴唇、人中也被掐破。

在队长严庆芳的邪恶指使下，宋大夫和犯人李金平等四个值大班的恶人合谋残害大法弟子，在灌食时，不用管子，用钳子撬开大法弟子的嘴，那天他们又恶狠狠地给我灌食，其中一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推倒，后面一人揪住我头发靠在床边上，前边一人双脚用劲蹬在我的脚尖上，用拳头打我胸口和腹部，一个人撬开嘴往里灌玉米粥，特别咸，不知放了多少盐，然后用卫生纸捂住我的嘴，开始击打我的胸口和腹部，直至咽下去为止，再灌再打，一直折磨我一个多小时。接下来又灌徐秀芝，孔会娟，张荣杰。张荣杰被灌时，因捂嘴时把鼻子也捂住了，她受不了，拼命挣扎，喷了那些恶人一脸粥，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打嘴巴子，把牙打飞一个，踹她的腹部和大腿，打得她吐了血才住手，我们四个人的腹部上的肉皮全是青一块紫一块，呼吸都疼，到现在心口不时疼痛。

同年11月30日，我和徐秀芝，张荣杰，孔会娟等15名保定劳教所认为最坚决的大法弟子被转送到高阳劳教所，这同时也是邪恶势力想分化大法弟子集体力量的一个阴谋，高阳劳教所女子中队住一个大四合院，大门在东边，两侧各有三小间，北面大房五间，一排西房五、六间，厕所在西南角，南面是晾晒衣服的地方，院中间是一旗杆。高阳劳教所（五大队）离县城二三十里地，周围是树林，坟地，荒无人烟，我们到那之后，暴徒们强迫我们蹲在地上，逐个搜身，脱得一丝不挂，衣服、内衣、鞋子所有的东西全打开，搜查大法资料，当天晚上吃完饭，来了一姓刘的小队长，、让我们背劳教人员守则，我们说：大法弟子无罪，也不是犯人，为什么背诵犯人的守则呢？一会功友许文君被叫出去打了一顿耳光。

当天夜里暴徒们就把功友刘凤仙叫出去，逼她写保证书，不写就用各种刑具折磨。又叫李荣珍，她被折磨得很惨，电棍电得她走路都很困难，双手的手腕被铐子全勒进肉里去了，血淋林的很可怕，吃饭的小勺都拿不起来。我是第三个被提出去的，我被带到院子外边一个大办公室，中间放一块地毯，进去后就让我把鞋和袜子脱下，坐在地毯上（今后决不能再配合），问我在所内必须做到“三不”，我回答：“办不到，我是炼功人，不可能不炼功，更要洪法让有缘人都得法，大法是救度世人永远解脱人生苦海的天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迫害佛法是有罪的。”我把善恶有报的天理讲给了他们，怎奈他们迷得太深，听不进去，杨泽民（大队长）说：拿铐子铐起来，几个恶警有的拿着雪亮的铐子摇得叮当乱响，另几人手提电棍嘶嘶打着兰色电光火花向我走来，立刻有2人左右拧住我的胳膊，他们一个个面目狰狞，张牙舞爪，铐上我的双手，说：“找死哪！叫劲治残了你，没人能闯出高阳劳教所的。”这时，杨泽民和胡教导员他们一人踩在我的一条腿上，冷笑着说：“听说你在保定就很硬，在这可不行，现在说不炼还来得及。”我说：“你妄想，我‘坚修大法’谁也动不了我的心。”杨说：“好样的，有骨头。”说着使劲踩我的腿，用电棍电我脚心，脚面，胡教导员电我另一只脚，我痛苦得拼命挣扎，高声背诵师父的经文：“生无所求，死不惜留”，“我是金刚不破的伟大的神”，杨、胡折磨我一阵累了，问我喊什么，我告诉他们我背诵师父的大法窒息邪恶，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是会遭报应的。这时一姓季的主任过来说：“你不是厉害吗？看我怎么治你。”他在我脚上倒上水，说这样电流过得快，又踩着腿开始电我，我被电得拼命扭动身体，季主任招呼来几个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铐子把我上半身吊起来，杨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条腿，又开始电我双脚，我在痛苦中大声念法，他们就电我的嘴，我被电得话不成句，这样折磨1个多小时，又问我炼不炼，我说炼。杨泽民又抱来一个铁盒子说是手摇电机，把两根铜线分别拧在我的两脚大拇指上，开始猛摇手把，嘴里恶狠狠的说：“张锦英，我看你有多大的抗劲。我被电击得失去了知觉，昏了过去，他们往我脚上倒凉水，将我浇醒，问我炼不炼，我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只是点了点头，他气急败坏的又折磨我，杨泽民边电边骂：我给你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看你还炼不炼。手中的电棍‘嘶、嘶’的在我身上电个不停，一直折磨了几个小时，手腕被提着的铐子吊上体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让上身悬空减少挣扎的力量）手铐勒进肉里去了，大拇指下边的骨头也露出来了，脚上的踝子骨由于电脚心脚面时拼命扭动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头也露出来了，现在还留有伤疤。一个叫马丽的女队长照我脸狠狠的打了几个耳光说，干吗这么硬，说不炼了就完事了，自找罪受。我已经被折磨地说不出话了，我当时想，我心中只有师父和大法，谁也别想把我和大法分开，心中默念‘真善忍’……再问什么我也不回答，也不睁眼，他们也没办法，只好把我放回去。

第二天我在宿舍里和功友们讲恶警怎么毒打我的经过，队长听见后，不许我讲，我把伤口给她看，揭露昨天的暴行，女队长走后，功友张荣杰、孔会娟等听到我昨夜的惨叫声、又听我叙述了酷刑折磨的经过。 以后从保定劳教所转到高阳劳教所的12名功友，就不再被提审、不再逼写‘保证书’了。

他们认为我顽固带头抵抗，把我关押到小号，有李荣珍和承德隆化的5名大法弟子，她们也是坚决不写保证的。小号实则为一个空旷大厂房，前后窗均为白布订上，后窗还缺几块玻璃，一点阳光没有，屋内阴暗潮湿，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加上冬季的严寒，有的功友手脚被冻伤，24小时不许出屋，饮食起居，大小便被迫都在屋内，1天允许倒一次便桶。功友间不许说话，一天天就这样干坐着，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巨大精神压力是用语言都无法诉说的，心中只有对师父和大法的那种坚信和正念在支持着我们。每天心中背诵《洪吟》和《转法轮》目录和记住的一些经文。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和生命追求的全部。在这种困境之下我们度过了近2个月时光。

离2001年的春节还有10来天，几个女警在我们房间，鬼鬼祟祟地，开始放高音量的录音机。以前旁边的审讯室里，只要折磨大法弟子，她们便在我们房子里大放歌曲，音量很大，其目的是掩盖他们见不得人的残害无辜的恶行。一会儿审讯室传出审问的声音，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大声的背诵《洪吟》，坚决抵制邪恶迫害大法。周队长过来开始打人，先打郭富银，我们说不许打人，打人犯法，她还是不停打，脚踢功友阴部、腿部、打耳光、打前胸。我们全部站起来大声背诵《洪吟》。这次我们无所畏惧的行为确实震慑了恶人，抵制了他们的疯狂迫害，旁边对大法弟子的非人审讯也停止了。

过了几天，半夜里提审李荣珍，接着听到惨叫声，天快亮才停止，后来知道折磨完之后，又强迫她在后院雪地上冻了两天两夜，逼她写保证。

第二天半夜对我进行提审，先软硬兼施，又是欺骗又是哄，我不上他们的当，最后恶警凶相毕露，铐上双手，吊起来，十几个男女恶警一起上，四五个电棍在我身上乱扎一气，我被电击的全身抽筋，痛苦哆嗦得不能控制，脚心被电出血泡，脚面破了多处伤口，一会肿得又红又亮，嘴部被电击肿胀。电烧肉的焦糊臭味，呛得人直恶心，心脏发紧，喘不过气来，看人都是好多重影。十几个恶警轮番折磨，他们穿着灰黑色的警服，面目狰狞，就如一群豺狼；电击—问话—再电击—再问话……如此反复，阴阳怪调，还用调戏侮辱的言辞，令人无法学说，肮脏不堪入耳，士可杀不可辱，当时我感到象一个世纪一样漫长。如此折磨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才把我关到一个小屋，单独看押。

几天后，他们将我安排在一班，这班全是保定过来的功友，大家对我很照顾，一班长叫刘亚敏（管教队长）号称高阳女队“四大杀手”之一，天天训话，挑刺，强迫别人念破坏大法的报纸，大喇叭上经常播放诬陷师尊、诽谤大法的言论噪音，这种痛苦的精神折磨，真让人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半夜被叫起来。姓王的大队长下令把我关到一个破烂大厂房里，四面透风，窗户上没有玻璃，夜里刮沙尘暴，气温降了10多度，他们把我蹲铐在地上（人蹲在地上、身体两侧各有一个铁环固定在地上）这样我被铐了20多个小时，蹲时间长了，腿肿得很粗，脚后跟的大筋疼得不行，走路拐了十几天，脚也肿得穿不上鞋，两手因紧铐而血液不便流通，又红又亮，肿得象馒头一样，手指头又疼又麻失去知觉。铐到第二天下午，来了2个男队长，不由分说就开始电我，把电棍放在我的衣服领里边电后背，反复电，说着流氓话，污辱我，骂得很难听。我把眼一闭，横下一条心，大不了一死。到了晚上9点多钟，他们才放手。

2001年3月份，高阳劳教所开始了强行洗脑，每班10人，天天念诬陷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作习题，全是破坏污骂大法的问题。谁不答题就拉出去严刑拷打，很多人被逼得痛不欲生，真是度日如年。洗脑班的警察队长叫周燕，一个十足的虐待狂，同修们一个个天天在水深火热中受尽煎熬……

我衷心希望全世界善良的国家和人民都能伸出救援之手，来帮助这些受尽酷刑折磨的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禁止这里正在发生的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在黑暗中的秘密屠杀。

侵犯人权、违法犯罪单位及恶人：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五大队
王所长（男） 季主任（男） 杨泽民（男，大队长） 胡教导员（男） 方队长（男） 王副大队长（女） 叶队长（女） 刘亚敏（女，队长） 马丽（女，队长） 牛队长（女） 尹队长（女） 柴队长（女） 刘队长（女） 周燕（女，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