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下）
“我始终不敢相信一个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善良群体，一个只为做好人，对国家和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的群众性活动，会遭到残酷的打压和迫害。可它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我曾四次遭邪党绑架，非法关押长达二十一年半，期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酷刑的摧残，人格的侮辱。当我回忆过往的惨烈时，原本在邪恶面前不曾掉过眼泪的我，却忍不住一次次的泪如泉涌。”
| ——作者的话 |
（接前文）
（四）电视插播真相 遭二十年冤狱折磨
成功走脱后，我和同修取得了联系，找到了大法资料点，和资料点的同修一起做资料，刻录光碟，投入助师正法、救人的洪流中。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七、十八日两天，我成功参与了法轮大法真相视频的插播。我们两人一组分别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省民和县、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等七处成功插播了真相视频。还有其它几处，由于插播方法没有掌握好，没有插播成功。
在庆阳市西峰区的插播，由于地点比较隐蔽，恶人一直没有找到插播点，我们的视频又是循环播放的。气急败坏之下，恶人竟然下令停电三天。
我们选择在邪党“十六大”召开前夕，魔头将要下台之际，又是在晚上七点黄金时间段播出的。一时间，惊动了邪党中央、公安部，派出了所谓的专家参与了非法搜捕，仅广武门一带，就布控了二百多警力。我于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再次遭到邪党绑架。恶警魏东等将我拳打脚踢后，塞入车内，拉到了雁滩。他们给我戴了两副背铐（一副铐在手腕处，一副铐在胳膊弯处），然后提着背铐，将我拎到了七楼兰州市公安局一处。
1、酷刑逼供
何波、魏东等恶警把我锁在了“老虎凳”上，把手脚卡在“老虎凳”的卡子里不能动弹，又在我的头上扣上头盔，上身用皮带绑在“老虎凳”的靠背上，整个身体不能动弹。他们不断拧紧卡在我手腕处的螺丝扣。就这样，每隔四、五分钟，就再紧一次螺丝，整个夜晚都是在不停地紧螺丝。我疼的撕心裂肺，浑身颤抖，大小便失禁，几近休克。
天亮后，他们把我送到西果园看守所。没过多长时间，又从西果园看守所转到华林坪兰州市第二看守所。后来，他们又多次非法审讯，都是彻夜在“老虎凳”上度过的。
记得有一次，他们把我锁在“老虎凳”上，上紧螺丝后，他们就在一旁吃饭、打牌。这时来了一个警察，拿了一根木棍，形式上表现很凶，拿着木棍使劲往螺丝上捅，嘴里还吼着，却是往反的方向捅，在松螺丝扣，同时也想把螺丝捣坏。捣了一会，他见螺丝松动了，便起身走了。
过了很长时间，何波见我没动静，过来看螺丝松动了。嘴上骂着：我们这里出了奸细了。又说：他们不愿干得罪人的事，这样的事情都让我们干了，月底还一样的和我们拿奖金。
至此，我知道兰州市公安局一处有许多明白真相的警察不愿听从邪党的指挥，跟随他们同流合污迫害大法弟子。心中由衷地感谢刚才为我松螺丝的警察，他冒着危险，为大法弟子解难，将来一定会得到善报的。
这时的何波几近疯狂，他拼命的紧螺丝，我的身体一阵阵的战栗，牙齿也不停的磕碰，几近崩溃。之后，我的手腕麻木了一年多时间。
2、多次被禁闭
第一次禁闭：手铐和二十多斤的新铸脚镣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年后，二零零三年九月，邪党人员又将我劫持到兰州监狱。在入监的第一天，由于不配合他们的搜查，制止他们对其他大法学员的打骂，我和庆阳的同修刘志荣（后在天水监狱遭迫害去世）被关入禁闭室。
禁闭室是一个只有三平方米的小屋，屋外是一个二平方米的全封闭式的小院，禁闭室里有一砖石结构、凹凸不平的石床，床的前槽是一个解大小便的坑，屋内无任何取暖设施，每间屋关三、四人，床上睡一、二人，侧槽睡一人，前槽睡一人，被关禁闭的人都不准带被褥，只能和衣躺在地上。吃饭不给筷子和勺子，只能用手抓着吃。
他们在搜查我携带的衣物时，恶警赵之勇将我穿的一件夹克衫故意撕破，他是想找里面是否藏有大法资料。我穿的裤子也弄的找不见了。恶人给刘志荣戴上六十四斤重的脚镣，手铐和脚镣用铁丝串在了一起。我被戴上二十多斤重的新铸成的脚镣，手铐和脚镣也被用铁丝串在了一起。由于是新镣，上面还有毛刺没有打磨掉，一不小心脚腕就被刺破了，疼痛难忍。我用新发的他们强行给我们穿上的“囚”服的裤腿将镣环卷住包起来，这样毛刺就不会直接刺到脚腕了，也就不那么痛了。最后，那条裤子的裤腿被刮磨的稀烂。就这样，我被非法禁闭了一个月。
第二次禁闭：手铐和六十四斤的脚镣
第二次禁闭是在一年后的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临近冬至前，监狱管理科考核邪恶的“行为规范”时，因为我不配合他们的考核，与一副科长发生争执，管理科原维斌过来，拍我的头部，我以手挡之，之后他们又从我身上非法搜出大法师父的经文。以此为借口，给我加戴上六十四斤重的脚镣，且用铁丝与手铐串在一起。
这是一个新建的禁闭室，進入禁闭室的大院，進入走廊，便到了禁闭室。这是一个五平米的小屋，靠墙是一个水泥板床，床的前头是一个水冲式的便池，便池的上方是一个封闭式的窗户，窗户的旁边是一个小铁门，门外是个二平方米的全封闭式的放风场。整个禁闭室和放风场有安装摄像头，呈全方位无死角监控。禁闭室有地暖，但凡是有被关進禁闭室的，这个禁闭室的暖气便停供。每个禁闭室的门外走廊里有一个控制该禁闭室暖气的阀门。
進入冬至，又下了一场雪，我的下身只穿了一条线裤，脚上一双“回力”牌球鞋，上身穿一件长袖夹袄。每天早上六点，便把我放在放风场里，由于脚镣沉重，我在原地一坐就是一天，挪不了地方，晚上九点才收回禁闭室，每天都要在零下七、八度的低温下挨过，温度最低时达到零下十一、二度，寒风凛冽，冻的我瑟瑟发抖。
禁闭室有一邪恶的“事务犯”，经常到放风场用手指弹我的眼睛。由于手、脚都被固定死，无法回避，所以他往往得逞。晚上九点，把我收回禁闭室后，戴的脚镣，就只能在禁闭室的侧槽和衣躺下。由于脚镣过重，又是和手铐串在一起，身体是蜷在一起的。一晚上只能翻两次身，天就亮了。
非法审讯时，由两名包夹犯人架着我的胳膊，我用双手抓住脚镣，他们把我抬進审讯室。主管狱警的副监狱长石天佑曾几次向禁闭室的警察问过我的情况，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使我屈服，而最终气得石天佑暴跳，也未能得逞。他们怕把我冻死，禁闭一个月时把我放了出来。卸下脚镣时，我已经不能走路。
“事务犯”是兰州监狱专有的名词，就是帮助警察处理日常工作事务的犯人，每个监区都有，一般都在“管教办”做事。而以教育科、卫生所、管理科禁闭室、入监队为多，这些人都是通过关系贿赂進去的。兰州监狱有个潜规则，进教育科、卫生所、管理科禁闭室五万元，进入监队、老病残监区三万元。每年的节假日还要送礼、进贡。所以，每逢监狱长换任，这些科室和监区的犯人都要進行一次大的清理、整顿。清理出来后，再把自己的关系户安排進去。主管狱警的副监狱长换任，会有一次比较小的调整。所以兰州监狱有一个怪现象，老病残监区75%—80%的人是头脑灵活、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人，而每个生产大队早上出工的病号队排了一长溜，有搀着扶着的，有坐轮椅的，有拄着拐杖的，各式各样，应有尽有。这也成了兰州监狱的一道邪恶景观。
第三次禁闭：强行转化
第三次禁闭是二零零五年九月，兰州监狱要求强行“转化”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为此，他们给我加戴手铐，我不从，丁辉等警察把我压倒在沙发上，强行给我戴手铐，我的头撞在了暖气片上，血流如注，缝了九针，才止住了伤口。
他们把我关了一段时间禁闭之后，又由监区接回，把我锁在三监区的小号室里，由王国华、薛玉生等犯人四人包夹，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各种邪恶的袭扰不断。后来听到从新桥监狱（对外叫“康泰”医院）回来的病犯讲，王国华得了一种怪病，死在了新桥监狱。
国内国际善良人的帮助
在兰州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十八年里，也一直都有善良人帮助我，资助我，他们和我一起吃饭，资助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日用品，曾有几个被教导员叫去以不减刑相要挟强行拆散。也有不惧邪恶的，就和教导员说：我们在一起只是吃个饭。甚至在我的头被撞破后，他公开指责邪警的粗鲁、野蛮。就是在邪恶对大法弟子打压最严重时，狱警规定任何人不得和我说话、接触，还有一些善良人在家人来餐见时，将打包带回的菜各样给我拨一份，放在饭盒里，放到暖气上，然后以身体碰我，以手指暖气上的饭盒后，迅速走开。这样的善良人在三监区、十监区都有。
一次，在十监区，我和教导员发生了争执，围观的犯人很多，但没有一个借机对我动手的，若在一般情况下，早有犯人为讨好教导员，从背后就下了手了。也有善良的警察从狱外给我带进来烤红薯、酸奶等，他们的善举也在时时感动着我，鼓励着我。还有的警察与我谈到我出狱后的生活打算，也在时时关心着我。
更有来自港、澳、台、海外及大陆同修对我的加持和鼓励。同修给我寄来的各种邮件，有明信片，有信件，还有汇款，装了满满一塑料筐。由于邪恶的封锁，我虽未见到过一封，但我知道这些邮件，那是同修对我的鼓励和加持，同时也在震慑着邪恶，使邪恶不敢对我肆意妄为。
还有狱中的同修，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上接济我，在言行上鼓励着我。我能够在如此邪恶疯狂的打压中，如此漫长的巨难与迫害中走到今天，全仰承慈悲伟大师尊的加持与保护，是大法的威德，有同修的鼓励，还有善良的世人对我的帮助，与我自己内心对无限敬仰的师父与大法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守。
3、多次蹲小号
在兰州监狱的十八年，邪恶为了不使我和其他大法学员接触，大部份时间把我和其他同修隔开，单独关在一个监区。二零零六年从三监区转来的大法学员多了，恶警又把我转到了十监区，在十监区邪恶又开始了对我迫害。
一次性被关小号三个月
兰州监狱有十大恶警，十监区就占了两个——教导员戴学义、大队长高振东。尤其是戴学义，一肚子坏水，坏点子层出不穷。记得是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刚过，恶警戴学义把我关進了小号，由杀人犯牛明泉、抢劫犯谷宁宁等四个包夹，将我吊起挂在高铺的床架子上两个星期，不准睡觉，致使我全身浮肿，双脚，腿腕处呈黑紫色，失去了知觉，尿液呈红色，意识处于半昏迷状态。一次，我要小解，他们打开手铐将我放下，我竟一头栽倒，把马桶碰翻，尿液洒了一地。
还有一次，杀人犯牛明泉用拳头猛击我的腹部，致使我疼痛难忍，额头上的汗都渗出来了。就这样，在小号室渡过了漫长艰难的三个月。
教导员戴学义迫害过许多大法弟子，事隔不久，便得了肺癌死了，遭了报应。
高振东也迫害过许多大法弟子，平凉大法弟子曹玺就曾被他吊在铁丝上，脚尖几乎离地。他的报应迟早会到。
金吉林被折磨的生不如死
大法弟子金吉林在第一次被劫持到兰州监狱时，在九监区遭到原副教导员张海军的残酷迫害。他暗示包夹犯人用开水烫金吉林，起水泡后，又用大头针刺破洒上食盐，不准金吉林睡觉，持续的迫害致使金吉林痛苦难忍，最后以热水瓶内胆的碎片将自己的动脉割断（编者注：这是在中共残酷迫害下，承受不住的极端行为，不是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忍所倡导的，是法轮大法法理禁止的），险些失去生命。在第二次被劫持到兰州监狱后，金吉林遭到来自七监区大队长魏周江的迫害。二零二一年八月，我出狱时，金吉林还在小号遭受迫害。
王有江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大法弟子王有江，在五监区遭到原大队长张海军、原教导员王国臣的残酷迫害，致使王有江中风后出现偏瘫，失去了生命。
孙照海牙齿被打落的所剩无几
黑龙江佳木斯市大法弟子孙照海，在一监区遭到原大队长王国臣、原教导员孔繁平的持续迫害。恶人把孙照海关进小号，绑在“死人床”上，给孙照海上“老虎凳”。恶人把孙照海的牙齿打落的所剩无几，都没能打垮孙照海对大法的坚定意志。在经历了半年多绝食、绝水反迫害后，经过了近一年小号室的迫害，恶人发现动摇不了孙照海，解除了关小号。
二监区劫持一白银市平川区大法弟子，年已七十，我走出兰州监狱时，他被关進小号，已经四个多月没让睡觉了。希望国内外相关组织与同修给予关注。
再次被关小号：黑头套 老虎凳
恶人每隔不长时间便要制造出一些事端，借此来打压迫害大法学员。有次收工，恶人借口我没有按照他的口令要求做，把我叫出来，要单独训练，我抵制邪恶的迫害，站着不动。
这时，副教导员张玉泉过来，再次把我关入了小号。他和监区长王子卓两个沆瀣一气，把我铐在了上铺的床架子上，晚上不让我睡觉，出工时，给套上黑头套，到了生产车间，便锁在“老虎凳”上，同时还准备了束缚带（监狱自制的，用编织袋的料缝以粘贴的粘条，束缚人的胳膊，腿、手、脚用的）、透明胶带（恶人怕我叫喊，而准备缠嘴用的）、担架之类的刑具，由吴国华、张正举等四人包夹，邪恶之势凶猛。
由于长时间的吊挂使我的意识出现模糊，身体也出现水肿。昏迷中，我想起师尊的教诲：“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洪吟二》〈正念正行〉）。
恶人强加给我的十几年艰难的牢狱生活我都走过来了，在这最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还过不去吗？都能过去，一定能过去。就在这坚定的一念作用下，在师尊的加持和大法的保护下，我终于从险恶的迫害中走过来了。
疫情期间，狱警分为两班，一个星期一轮班，警力明显不足，又到了下半年，生产上他们想要冲刺一下，拿个第一，多发点年终奖，所以不愿投入更多的人力，便把我从床架子上放了下来。
紧接着，又发生了职务犯冉鸿举病死在兰州监狱。冉鸿举的死，又牵出一件狱内重新犯罪的案子。王子卓急于“灭火”，便放松了对我的迫害，我又从小号回到了监舍。
三、兰州监狱的“形像工程”和奴工生产
1、财政费用于“劳改积极分子”和“一类犯”
自从张永维从天水监狱调到兰州监狱任监狱长以来，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大搞“形像工程”。他把财政拨给兰州监狱犯人的伙食费都用到了给所谓的“劳改积极分子”和“一类犯”改善伙食上去了。然后，用拍照、上报纸、上电视宣传等方式，提升他个人的形像，而其他犯人的伙食平时是见不到猪肉的，只有到过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才能吃上一、二顿猪肉。
2、整卡车的清油不知去向
平时每周三、四顿的改善只能吃到切的很碎，肉眼很难找见的鸡胸脯肉，因为没有油、炒出来的菜经常出现糊锅现象。而整卡车的清油从犯人食堂拉出不知去向。他们把从市场剔剩下的鸡架骨买来，和土豆炒在一起做的菜，硬说成“红烧鸡块”，把切成碎末的鸡胸脯肉和菜炒在一起，说成是某菜炒肉，而菜只有土豆、莲花菜、芹菜、胡萝卜等最廉价的三、四种蔬菜，而张贴的菜谱却是五花八门、营养丰富，以此来欺骗犯人的家属。
3、奴工生产任务逐年上涨
而犯人做“奴工”的生产任务却逐年上涨。第一年，他刚到兰州监狱，给各监区下达的生产任务就翻了一倍。第二年，又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以后逐年上涨，且幅度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早上六点半出工，一直到晚上六点半收工，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这还属于正常出收工。若是加班，要到晚上八点半或九点。完不成任务，还要遭电击，橡胶棒抽打，更有甚者冬天给戴上手铐抱电杆，夏天在太阳底下暴晒，用尽各种手法。
4、无条件没收个人基本生活用品
兰州监狱不给配发内衣、内裤、棉被、棉褥等生活用品，而入监时带到监狱的又不让穿、用。每次监狱检查、清理出去的衣服，被褥，垃圾场上堆积如山，有些是刚从监狱超市购买的，却不准穿、用。监狱超市曾出售过收音机、线衣、线裤、棉衣、棉鞋、球鞋等物品，后来都成了“违禁品”，一律收缴，无条件没收，一副流氓、强盗、无赖的嘴脸。
我的两部收音机、两副耳机，还有衣服、鞋、皮带、茶杯等被抢走，却不给任何说法。暖气差到了极点，监舍楼又是四面透风，根本起不到保暖作用。暖气晚上十一点多，准时停供，早上六点，才开始供暖。晚上盖两床被、褥，还被冻的醒来多次，而监狱就只允许每人有一床被、褥。
5、死后的抢救摆拍
犯人生病了，一般是得不到及时治疗的。二零二零年一年，兰州监狱犯人由于生病得不到治疗，病死的多达二十多人。十监区从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人，两人死在了监狱，一人送到新桥监狱（“康泰”医院）不到一周便死了。如此草菅人命却没有人过问；王星云是患“胆管结石”不给医治，活活疼死的。直到临死的那一天，他还在跟着大队出工，由两人扶着走，晚上收工回监舍，死在了监舍里。郗星武是患胃癌不给医治，直到癌细胞扩散，送到“康泰”医院，不到一周便死了。冉鸿举患心脏病，多日不给治疗，等他不行的时候，才开出外诊单，送“康泰”医院准备“治疗”，可未等出监狱大门，人就死了。
兰州监狱形成一个欺世盗名的罪恶惯例，就是在人死了之后，才给死者挂上吊针，插上氧气，摆出一副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的假相，或挂上吊针，插上氧气，送上车往“康泰”医院拉的样子，其实人早已死了。
冉鸿举的死还牵出一桩狱内重新犯罪的大案。
6、冉鸿举之死 牵出的狱内五十万诈骗案
据说，冉鸿举生前是酒钢公司财务总监，有笔不合法的费用领导让其做了，后来事发，以挪用公款罪，判了冉鸿举有期徒刑，冉鸿举心里不服。后来他遇到职业骗子龚积德，龚积德假说可以找到好的律师，帮他打赢这场官司，律师费要五十万。冉鸿举信以为真，先期通过冉鸿举的家属付给龚积德姐姐十五万。
可是事后，冉鸿举一直没有见到律师的面。冉鸿举感到有些蹊跷，找到龚积德，龚积德推说律师正在审理他的案子，还差三十五万元未付，付后，律师就会接见他，冉鸿举已经感到有些上当，但还是在积极筹措另外的三十五万元。在见不到律师的情况下，冉鸿举急火攻心，导致心脏病复发，死在了兰州监狱。
在冉鸿举的家属来处理遗体时，家属还误以为是监狱在帮助找律师，便拿出收条，提出人已经死了，官司也就不用打了，要索回先期支付的十五万。至此龚积德狱内诈骗案暴露出来。监区长王子卓紧急联系龚积德的姐姐，索要回了十五万，算“灭了灾火”。
可不曾想，二零二一年，来了个司法大检查，最高检工作组進驻兰州监狱一个月。虽然王子卓早有准备，在车间的会议室安装了窃听器，还把举报箱里的举报信让值夜班的犯人掏了个干净，可还是有犯人通过最高检的检察官约见的方式举报了此案。龚积德被关進禁闭室等待法律的审判。
但这件事却并非这么简单，试想十五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谁又能轻易将十五万交给一个陌生人呢？没有龚积德和冉鸿举多次和家人联系，是促不成此事的，而多次打电话，只有警察能够提供这样的方便，那么他们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利益关系呢？值得深思。而就是这样的监狱，竟被省监狱局树立为“先進单位”。这样的监区年年被评为“先進监区”，王子卓被评为“先進工作者”，眼前的一切使我无语，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邪恶体制，才能演绎出如此荒诞的剧情。
结语
在被非法关押的二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经历了被单位开除公职，我在林家庄的房子被拆，房子里的家具不知去向。我曾去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不予受理；我居住的晏家坪的房子，由于水、电、暖、气改造时，我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未能得到改造，只得从邻居家拉电接水，由于邻居早有想占据我房子的想法，便趁火打劫，对我停水断电，目前只得在外租住，妻子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与我离婚，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此被拆散，本来可以领到二十二个月的失业救济金，兰州市社保局却重重刁难，不予申领，低保也无着落。
而这一切的遭遇，只是因为我对真、善、忍大法的信仰，对法轮大法的坚守，为使世人摆脱欺世的谎言，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到佛法的救度。
在此我奉劝兰州监狱张永维、张海军、王国臣、孔繁平、王子卓等人，因为你们是深受邪党妖言蛊惑的迷中人，希望你们赶快清醒吧，别再做违背天理，违背良心的事，别再为邪党卖命，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千古罪人，善恶到头终有报。为了你和家人的未来，停止迫害，将功赎罪，才有可能得救，才会有未来。
（全文完）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4/3/13/216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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