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像镜子 照出中共原型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迫害武汉市前进发展的元凶。”

这是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领导在训斥最初传递疫情消息的女医生时所用的三个排比句。被扣上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大帽子,文革式的暴力语言,这位被批评的女医生艾芬一度沉默,并和家人做出最后的告别。

疫情是灾难,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世态炎凉,照出普通人的善举,也照出中共的原型。

“常识”哪里去了?

在武汉肺炎疫情初期,医学界早已形成的“常识”,被撇在一边。在十二月底已确认是SARS冠状病毒,至今传染性强、无药可治是医学界的常识,但是中共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第一次讲出“可防可控”,直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日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对外的口径,仍称“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这让人想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共对亩产万斤粮,又是上《人民日报》放卫星,又是取消赈灾办公室,因为粮食多的吃不了,不用赈灾了。中共许多领导出身农户,对于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心知肚明,但是对于违背常识的作假,却视若无睹,导致饿死了数千万人。只要是上了六十岁的老年人,提起这段事没有不心寒的。

在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动用警察以及其它公权力强制封城。有医学专家指出,封城后并没有针对武汉人做健康管理,医院发热人群挤成一堆,而患者的父母、子女为了找到医治机会一次又一次深入医院腹地,令感染者亲属很难避免病毒的吸入。同时,也导致三千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这是从直观上,武汉感染人群庞大的原因之一。

在二零零三年的SARS疫情之后,台湾、香港等地得到的惨痛经验是要将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避免急诊室变成污染区。

反观武汉疫情,中共只是把武汉封闭在一个大罐子里,虽然也派大量医护人员抢治,但是没有“常识”的指挥,结果就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所有救治手段、方式方法、疫情公布都要“党”来决定,专业人士的意见都是耳旁风,如何能有好的结果?

“政治挂帅”,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词了。从文革,至八九年六四,以及对于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哪一次不是用“党性”代替“人性”,哪一次不是用“维稳”代替“法律”。而武汉疫情中,当“政治挂帅”按照惯性运行时,人们才看到原来它才是祸害的根本。

在疫情尚不明朗,胶着之际,现在中共当局要求企业尽快复工,被指定的企业主如不复工,将被执行巨额罚款,企业主只能把厂房伪装成“隔离处”,而在里面开工,员工完不成任务不能下岗。让年轻的员工身处莫名的恐惧之中。更为荒唐的是,中共的内部文件显示,每个地区的确诊人数有上限,只要超出,官员的乌纱帽就要摘掉。这样既满足开工的指标,又达到了控制疫情感染人数。

在古代,用来形容自欺欺人的一个成语,叫“掩耳盗铃”,捂着耳朵还以为别人听不见。

有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中共从疫情的初期、爆发、维持阶段,处处违背“常识”,这怎么能说是正常的行为呢?

镜中的原型

正如二零零四年就已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所说,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不断借“发展经济”占据人们的心理与身体,让世人忙于生计、为名利所累,但却令社会道德直线式的下滑。

再看一看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为了掩盖疫情的源头,发动“五毛”往美国泼脏水,说病毒来自美国,这是“煽”;

把确诊人数增长率控制在一个平均的范围,在此之前控制对于病毒样本的调研、控制检测剂的发放数量,这是“控”;

当国际社会指出中共拒绝调查武汉疫情现场,中共的外交官员公然声称,是否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请美国公布实情,这是“痞”;

煽、控、痞犹不够,“间”亦用之,“间”即渗透,离间。随着中共控制之下的疫情确诊越来越低,而国外诚实的确诊数量越来越高,中共不断渲染“新的冠状肺炎是国外输入”。接下来,当中共宣布的疫情表“归零”之时,便将罪责推给其它国家。中国老百姓如果信以为真,那么中共的离间计就成功了,成功的将新的疫情脱的一干二净。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和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灭”则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中,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然后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中共一直走在反人类这条不归路上。世人则应清醒,不要成为它的棋子,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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