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权”:谎言与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前不久,中共的《人权白皮书》声称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取得如何如何“成就”。然而在公民没有任何言论、新闻、信仰自由的前提下,谈论人权根本是自说自话。

中共一手控制着暴力工具:枪杆子,一手控制着舆论工具:笔杆子,无论报纸、电视、网络,只不过是中共“伟光正”的喉舌而已。

然而,当揭开历史迷雾之时,中共从上至下的封锁事实、戕杀真相的内部程序,令人震惊。

“二号病”的由来

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共发起的大跃进导致的人祸,而不是天灾。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只听说“三年自然灾害”,却并不知情这三年全国并无真正的自然灾害,更不知道仅仅两三年间,由于饥饿死亡人数竟至数千万人。

那么为什么从一九五九至二零一九年的六十年间,人们对于三年大饥荒致使大量的人失去生命,却知之甚少,甚至当谈论起由于饥饿,死去多少人时,会有相当一部份人表示怀疑呢?

因为,当时饿死不能叫饿死,而是叫“二号病”。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经中共卫生部发密级通知,令各地卫生部门,今后对因饥荒造成的浮肿患者,诊断书中一律只能写为“二号病”(“中国卫生年鉴”3卷1985版)。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有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由于过度的饥饿,一些地区出现“人相食”,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三年大饥荒中,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一九六五年七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二零零零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一九五九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以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多年以来,让大陆民众深信不疑。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大饥荒时期,中共拒绝了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其中一九五九年与一九六零年中共净出口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对于世人的生命,是何等的漠视?对于真相的封锁,是何等的密实?一句“三年自然灾害”,让由于饥饿而死去的三千余万生命,竟没有任何交待。

现在日子好了吗?

一九四九开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浩劫,致使民不聊生,百业凋敝,中共为延续其对于大陆人民的统治,把土地可以承包,企业可以民营。哪里没有中共,哪里就有生机,在大陆几乎成为民间的一个共识,只要中共不插手,这件事就能办成,只要中共要上“规范”,能办成事也要荒废。

中共的《人权白皮书》,号称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大家知道,对于普世价值而言,正常的社会公民还应有生命权、财产权、尊严权和公正权。

有人张口闭口,共产党给的钱,我花的钱是共产党给的钱,共产党的钱哪来的?早在二零一四年,世界银行就指出中国总税率64.6%,远超欧美发达国家。而专业的经济数字更显示,中国的企业所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而个人交的税,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全部加在一起,中共政府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这两个数字,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最高。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么高的税,中华五千年历史也没有一个朝代敢收这么高的税,结果我们这个时代有。

即便百姓手里这点钱,中共靠印钞票发展经济,让票子越来越毛,逼得人们只能买房保值,《2018中国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规模为161.7万元。在这些资产中,有近8成是房产。

老百姓掏出储蓄当首付,甚至花光所有积蓄买商品房,中共央行资料显示,2007年末,居民的消费性贷款只有3.27万亿元,而2018年却达到了37.80万亿元,增长10倍,主要是用于住房消费。住房成了压在百姓头上喘不过气来的大山!

上面说的是城市,那么农村呢?不用说收入、教育、卫生都低人一等,也不用说由于户口限制,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落户,就单说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而导致的留守儿童这一项:

在中共官方二零一三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推算,中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万,报告的公布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此后类似的报告再也没有公布。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有5个留守儿童在一个垃圾房内用煤炭生火取暖,不幸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二零一五年六月,贵州毕节同一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年龄从5岁到13岁,服用杀虫药自杀身亡。对此现象,《北京青年报》发文说:“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根据研究人员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贵州和安徽两地,留守儿童自杀、意外的发生率分别为12.88%和20%。”

中共口口声声说人们吃的饱穿的暖,然而却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农民成为事实上的贱民。

《宪法》中的自由在哪里?

人除了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求,在《宪法》中虽然写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然而中共却让整个社会沦为财富、金钱的阶下囚,对于言论、信仰则一概封杀,与一九五零年的镇反、反右等等运动整人没有什么两样。

最近,湖南维权人士王美余在衡阳看守所不明猝死。他的妻子曹曙霞相信,王美余是被迫害致死。王美余去年曾在衡阳、长沙等地举牌,要求没有合法性基础的中共下台。今年七月八日,在长沙火车站被警方以寻衅滋事抓捕,关在衡阳看守所。仅仅两个多月,王美余就“被死亡”。

举个牌子要求选举就被抓、被关,哪里有民主?哪里有言论自由?不仅如此,还剥夺了他的生存权。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年中,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更多。每天都有被抓、被关、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大量证据证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各种酷刑折磨,还犯下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

根据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这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

只因为信仰,就遭到中共的非人对待。据法轮大法明慧网公开资料显示,被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就有4361人。

此外,在明慧网已查证的案例中,截止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有86050人被绑架,28143人被非法劳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酷刑迫害的总人次518940。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广受歧视、失业、失去收入、长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伤残、死亡。

在九评编辑部出版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这样概括:

“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儿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

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

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 ’,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前三十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搅动起多少仇恨;

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

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钱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

这样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可以一直比较下去,然而没有必要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逆天毁德,灭绝人性的邪恶本质,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是一句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大实话!

网址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