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刚到北京，我乘出租车去信访局。路上，司机告诉我，信访局门前全是警察，专抓为法轮功上访的。我不想被抓，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于是改变主意，司机说别白来一趟，到天安门、故宫看看吧 。我想也行。下车刚走不远，就来了几个武警。问我哪的人，来干什么？不等我回答另一个就说：“别和她废话。炼法轮功的都不骂人，她要骂一句就让她走，不骂就带走。”就这样我因不骂人而被抓。被关押在海淀区拘留所四筒九号。我绝食抗议警察非法抓人，拒绝说姓名地址，因为不想给地方派出所和干警带来麻烦。为此，本监犯人郭美英和其他两名女犯将菜和菜汤泼了我一身、一脸；揪头发打耳光，又剥光我的衣服，用一盆盆冷水将我从头淋到脚。后又强迫我赤裸裸地在水泥地上站了三个小时。刺骨的寒风从头上方的一个圆形通气口吹来，冻得我浑身发抖，胆颤心寒，缩成一团几乎不能站立。提审时，有三个男警察，其中一个打我耳光，用电棍击打头部，脖子被电出了水泡。另两人满口污言秽语不停地侮辱我。
几天后，号长郭美英不让我睡觉，同时还强迫我站着值班一夜，次日早上我苏醒后，她又对我拳打脚踢，耳光如雨点般地打个不停，在场的一位广东的大法弟子说：“不要打了”。郭回手又将她打倒，接着又恶狠狠地举起牙刷戳我的头顶。抡起拖鞋发疯似的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猛击我的头部，直到将我打昏她才住手。我醒来后头又晕又痛，脸部青紫色。双耳聋了十多天。
又过了几天，预审科一个姓沈的警察提审，他让我头朝下撅着，我不服从，他便掐住我的脖子，揪住头发，把我的头狠狠地往墙上撞，我头晕眼黑，但仍没说出地址姓名，他看没达到目的，便带我去了女干警值班室，对姓王的女警察（都叫她大王）说：“帮我收拾收拾她。”大王马上叫来托管，命令四筒九号的全体犯人坐板，不许看电视，不许洗澡。这时我才知道，犯人打我全是干警指使的。为了不让犯人因我受到体罚，我说出了地址姓名。
2001年1月，我被押送到盘锦市看守所拘留，4月6日押送到盘锦市教养院。5月20日恶警开始给我强制洗脑，强迫我背雷锋日记。背不下来就不让睡觉，对我进行蹲、跪、马步、双手抱头等各种姿势的体罚。5月29日晚，副大队长刘静上楼大叫：“还不转化，不打死你们，也得扒层皮。”说着便大打出手，狠狠地打我耳光，然后把我带到楼下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个警察：大队长羿秀艳和干警蔡丽、齐霞、王岩，她们逼我写悔过书，我不写，四人就按着我的手写，但没达到目的，于是羿秀艳下令：打。蔡丽用两手打我耳光，打累了才住手。齐霞说：我还没过瘾呢。便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打的我两耳轰鸣，两眼冒金星；齐霞又用狼牙棒打我手和脚，痛得我难以忍受，左手被打得抽搐不止。然后又强行扒掉我的裤子，四人一起向我大腿内侧、后背、腋下等处野兽般残忍地乱掐乱拧，结果这几处的皮肤全被掐破。她们四人又都抄起警棍打我臀部和两腿，毒打一阵后将我拽起来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于是四人更加凶狠、残酷地接着打。就这样，我被无数次的拽起、按倒。当四人打累时，我已不能说话，连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
即使这样，恶警羿秀艳大叫：“上边有令，打死算自杀”。刘静说：还不转化，上楼继续“飞”（一种体罚动作）。她们又把我拖到楼梯口，此时我呼吸困难，已失去了知觉。苏醒后她们又拽起双脚将我拖回暗室，这时，我的手脚、面部、胸口感觉麻木、舌硬，呼吸将要停止，恶警们见我奄奄一息，害怕我死了她们承担法律责任，立即叫来救护车，输氧时我再次昏厥。这样，她们慌张得把我送进医院，次日早晨苏醒过来，我才知道，自己已被经过了一夜的紧张抢救。
后来，蔡丽、王岩将我带回教养院。由于我连续高烧两天，6月1日便去盘锦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臀部淤血过多需要手术排淤血。在不通知我家属的情况下做了手术。臀部两侧放出淤血600毫升左右，住院25天，我家人全然不知。后来，我母亲、姐姐、嫂子来看我时，嫂子说邻居问她：“你家老三被打，你家人知道吗？”嫂子说：“不可能，如果打得那样，教养院不可能不通知家人”。然后问我是真的吗？我没回答，便脱下裤子让嫂子看，看到做手术留下的两条清晰刀口痕迹，嫂子哭了，流着痛心的泪水说：看来外边发的（法轮功真象）传单确实是真的。当时刘静在场气急败坏地说：“就你这样，不打死你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8月7日 ，教养院又对我强制洗脑，把我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门窗都紧关，放音乐的声音震耳欲聋，又强制背雷锋日记，并罚站直至双腿肿胀，不能弯曲。后来又强迫坐凳子，腿伸直，小腿肚子下一个凳子， 背不能弯曲，此时正值夏天，臀部出汗，塑料凳子不透气，导致皮肤脱落，可见血丝，钻心地疼。就这样早晨4点钟起床，凌晨2点钟睡觉，每天22小时，40多天的苦力体罚，使我一看书就头痛欲裂。恶警羿秀艳说我与她对抗，于是把我关进了小号，左手离地半尺左右，右手高过头顶，在身后将双手分别反铐在水管上，无法站立也无法坐下，身后是一个水坑，阀门漏水，两脚踩在坑边，往后一点儿就掉到坑里。给我上了这样残酷的刑罚，我两臀酸痛不止，腿肚颤抖抽搐，到第四天晚上，我再次感觉头晕地转、恶心、呕吐不止，她们才将手铐打开。
11月份，迫害折磨继续升级，我被关在楼上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实行“定位管理”。四人三张床，不准相互说话，门窗都用报纸糊住，不透空气，也没阳光，白天门窗紧闭，晚上门上锁，吃住大小便都在屋里，真令人喘不过气来，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似的，我在这里又禁闭了50多天。
2002年3月18日，盘锦邪恶干警使尽了招，不管怎么毒打和折磨，都丝毫没有动摇我坚信法轮大法的心，我与吕淑萱、陈桂玉等二十几名同修被遣送到邪恶势力的黑窝—－马三家教养院，在那里，大法弟子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一切都是强制的。
到马三家的第一天，把我安排在综合楼，那里的警察指使恶徒给我洗脑，灌输邪悟的东西，派两名“包夹”监督我，还不停地说，不停地讲，目的是使我转化，放弃大法：有人每天负责记录我的详细情况并及时上报。如有事，“包夹”找“坐班”，“坐班”找“四防”，“四防”报告队长。“包夹”、“坐班”、“四防”都是由犹大来做，替警察效力的工具，干着助纣为虐的事。无论她们怎么讲，我根本不听，时时刻刻背经文；对我转化无效，恶警便多次换包夹，增加包夹人数。最多达到十几人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反正想方设法让我放弃修炼，我就一直背经文抵制，偶尔听到诽谤师父、大法的语言，心里也很难受，又替她们惋惜，因为她们也曾经是修炼者，是大法的受益者。
12天后，我被送到二大队二分队的寝室，这里是大法弟子集中的地方。我继续被强制洗脑，安排我去一个教室，还有其他坚定的学员及其包夹共20多人，屋里乱哄哄的。一天上午，我继续背经文抵制洗脑，恶徒们看我不听，气坏了，一个四防气急败坏地向我扑来，“啪”推开窗户，恶狠狠地抓住我，连掐带打，当时我想：盘锦教养院的凄惨折磨，我一直是默默地承受着，现在我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应该主动地抵制迫害，坚决不配合邪恶。这样，我与她们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接着上来五、六个恶徒打算强行把我拖到没人的地方——水房。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在这里折磨学员，周围有许多见证人。我坚决不配合，不顺从，她们拽我、拖我、推我的同时，我竭尽全力地挣扎着；当把我拽到铁门时，我死死地拽住铁门并大声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大队长张秀荣和分队长王秋菊闻声而来，把我带到值班室。问我事情经过，我问队长，这里能允许随便打人吗？队长支支吾吾，敷衍了几句：这里不允许打人。又说：“她们是打你吗？不是在帮助你吗！”岂有此理！恶狠狠地连掐带打算是帮助人？没有恶警撑腰，她们敢打人吗？真是执法者在犯法、在践踏法律！
这件事发生后，邪恶者们把我带到一间破烂的小仓库，看样子这屋很少用，找来几名犹大单独给我灌输乱七八糟邪悟的东西。每天上午从早5：00 —— 11：30左右，她们有时对我似乎不错：给我唱歌、哄我、逗我、与我搬脖子讨近乎。我太清楚了，这都是伪善；我一如既往，继续背经文抵制，啥都不配合，有时我也回她们几句：“你们可以折磨我的身体，你们能改变我的心吗？”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周。
一周后，我又被送回二分队的寝室，全室共有二十三、四人，按规定，来到这里都必须干活，强化劳动。我想：我没有触犯法律，不应该劳教，我是被恶警绑架来的，我是冤枉的，所以我坚决不干活。我坐着小凳面对着门口，背着经文呆着。还有两位功友也不干活。一位是“证实”，她是一名60多岁的老太太 ，从北京到马三家一直没说姓名地址，名字就叫“证实”，也受尽了数不清的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她很坚强，也很了不起，后来听说她通过绝食抗议被无罪释放了。另一位是30多岁的朱云。这样，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站在一起，天天坐着不干活，抗议不公对待。十几天后，“证实”因绝食被调走，又调来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崔亚宁。很快，朱云和崔亚宁相继认识到：以脱掉劳教服的方式来证实大法是冤枉的，自己是无罪的。这又触怒了恶警，派爪牙把她们相继绑起来，两手反绑站着铐在床栏杆上，限制上厕所，限制洗漱，到吃饭时放开，可还是三天没给朱云饭吃。
我眼睁睁地看着两位功友遭到如此地摧残和折磨，心里象刀扎一样难受，她们那种捍卫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和行为感染着我，对我触动非常大。我于6月24日开始也脱掉劳教服以示抗议。因此也触怒了恶警，从当天开始不准我下楼吃饭，因此我也开始了绝食。我想：修炼“真、善、忍”哪有错呀！做好人没错，却反遭这样的迫害，于是我27日撞墙抗议迫害。当时在场者有：坚定者石秀珍和室长曲树芳。室长立即报告队长，恶警张秀荣赶来，她狠狠地抽打我耳光，另一恶警项队长使劲用脚踢我，当我很吃力地站起来再次撞头反抗时她们才住手，喊恶徒们把我又拖到另外楼的一楼单独房间，继续使新招折磨我。
从6月28日晚开始，强制给我灌食，29日开始鼻饲，灌得都是喂鸡用的玉米糊，用的工具有钢勺和木棍。钢勺是用撬开牙齿的，木棍是在撬开牙齿后立即插入绝食者的嗓子眼处。也是一种非常残忍的酷刑，非常难受。每次灌食时，多数由恶警张秀荣和王秋菊指挥，五、六名叛徒行动。从嘴灌食共有四次，我拼命地抵抗哪次也没灌进去。有一次王秋菊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其他五、六名犹大们蜂拥而上按着我用钢勺撬牙齿，准备插进木棍，我竭尽全力死死地咬住舌头，坚决不配合她们迫害我，结果把舌头都咬破了我也没张口，当时憋得我头昏迷、脑胀胀的，心里难受的滋味无以言表。直到舌头流血，邪恶也没灌进去、没得逞。王气坏了， 不罢休，再次狠狠地掐住我的鼻子，吩咐爪牙们再下黑手，当舌头的血与玉米糊混在一起时，实在没撬开，恶警更加生气，眼睛瞪得很大，气呼呼地走了。恶警还说：“这钢勺太软了，得找个硬的！”多残忍呀，简直没有了人性。还有一次，灌食时防止我抵抗；邪恶将我手铐上又加几道绳子绑住手，两脚用几道绳子绑在一起固定在床上不能弯曲；胸部又加几道绳子固定在床上。就这样，我浑身被五花大绑，一点儿都动弹不了，连绑几天，才允许我上厕所，每天鼻饲灌三次，大概有一个多月。
灌食期间，王秋菊等几个叛徒拿着劳教服强制我穿，我仍拒绝。她们如强盗般地再次行恶，强行按住我，打开一支手铐，套上一只衣袖，再打开另一支手铐再套上另一只衣袖，这样强制我穿上了劳教服。尽管这样，我也坚决不配合、不顺从，我就用牙极力地咬着，被铐着的手极力地挪着，将近用一天的时间才艰难地把强行套在我身上的劳教服扯坏了，就这样，她们强行给我套上，我就扯坏，共扯坏了三件劳教服，有很长时间，邪恶们没再给我强行套劳教服。
邪恶之徒不甘心，再次强迫我穿劳教服，我还拒绝。她们又使一招，每天早晨鼻饲灌食，中午、晚上由几个犹大们拖着去食堂，其实，我一直在绝食，这样做就是想办法折磨我。一次王秋菊又把我叫到值班室并对我说：“我告诉你，让你死不了，活不起，活受罪，就折磨你。”新一轮迫害又开始了。她指使恶徒们剥光我的衣服，王还大声叫着：“胸罩也别留下。”她们只给我留一条短裤，强行把劳教服又套在我身上，当我回到寝室时，我所有的衣服都被搜走了，只剩一卷卫生纸。恶警还说：“如果她再脱劳教服，就给她录相，看看吧，炼法轮功都成了精神病了，不知羞丑。”还有，每天上、下楼去食堂恶徒们头高脚低地拖着我，有时，裤子都快拽掉了，臀部、腿部常常被楼梯咯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感到莫大的侮辱，无处申冤，无处告状。
还记得9月份教养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坚定者拒绝参加。恶警们便指使爪牙们一个一个地抬到会场。我和石秀珍就是被这样强行抬去的。当公布大法弟子李冬青、李黎明、宋彩虹因拒绝转化改判大刑被押送大北监狱的恶令时，李冬青带头大声高喊口号抗议：“我没违法，没犯罪！”“我要人权，要信仰自由！”我和石秀珍等大法弟子也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震耳欲聋的声音此起彼伏，响彻会场，震慑邪恶，恶警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只能指使爪牙们将我们一个个抬走，正法场面精彩感人。会后喊口号的学员们大都被加了期，时间长短不等。可能因为我多次抗议，她们也干没招吧，没给我加期和体罚等。
在姐姐来探视我那段时间，见我很瘦，便问王秋菊一天几次灌食，她说一天三次，其实一天一次。身为执法者竟信口雌黄，欺骗家人。
9月23日，又改为每日三次灌食，因我总是恶心、呕吐、胃胀，鼻子出血勉强进行两次，直到2002年11月29日，我绝食达5个月零5天，身体极度虚弱，体重减到60斤左右，全身只剩下6克血色素，马三家教养院害怕承担迫害我致死的责任，立即通知我的家人赶快接回去，这样我才获得了自由。
绝食期间，教养院用于迫害我所需费用达一万多元人民币，其中3000元是威胁家人所要的现金，如家人没带钱就不让接见，其余的是借据。这些费用基本用于给我灌食和输液。
我回顾自己所走过的正法之路，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凭借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才闯了过来。师父的慈悲无时不现！
在这里，我正告那些恶徒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快快放下手中的刑具吧！否则，天理昭昭，报应无穷。快快醒来吧，悔过自新，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