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 一位山东农妇的护法经历
可万万没想到，1999年4月，发生了天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的事件。我当时想，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为无数人祛病健身，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还被诬陷，怎么还被警察抓呢？我和丈夫商量，要去北京，为师父说句公道话。4月25那天，我俩乘车去北京，走到济南时，听功友说中央已经给我们答复了，被抓的人已经放了，我们就回来了。
1999年6月，听说江泽民要陷害法轮功。我想：当权的说了话怎么能不算话呢？这不是瞎胡来吗？！我与丈夫决定亲自到北京找中央政府，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时，全市戒严，各车站、沿路上到处都是警察，我们看乘车是去不了北京了。我俩就决定骑自行车去，于是，我俩骑上车就上了路。离家不远天就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我心里想，就是下刀子，也挡不住我到北京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能救人命、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不让炼，到底安的什么心？沿途有许多岗卡检查盘问，我们就绕路走。有时一天顾不上吃饭，也不觉饿。骑车时间长了，臀部都磨破了，出了不少血，疼得不敢碰车座，但是我俩仍然坚持着，……四天后我俩到了北京。还未到信访办，就被警察截住了，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回答来上访，为我们师父、为法轮功讨公道来了。警察一面假惺惺地说给我们向上反映意见，一面却把我们关起来了。当时那里面已关了20多个功友，大家都向警察洪法。到了下午，我们镇（潍城区于河镇）去车连夜把我夫妻俩人拉了回来，关在西关派出所，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镇上的谭春起就去了，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我就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听，给我们村支书打电话，说拿4000元钱来领人。村支书说没那么多钱，只拿来2000元，把我们接回家去了。回家后，我想自己做得对，凭什么罚我们钱。我就给市政府等部门写信上告，先后寄出去11封上诉信。
回去后镇政府的郭新月到我们村说给我们办什么“学习班”，一天不去一天就罚50元钱，还说，不写“保证书”，不交出大法书，就得天天去，不让干自家的活，直到“草鸡”（方言，屈服的意思）为止。我说，到什么时候我也炼，因为我的病是师父给我治好了，我这是第二条命。最后镇政府一看没了办法，就放了我们。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等坏人对法轮功的迫害进一步恶化，我们夫妻俩又决定去北京上访。在济南转车检票时我被查住了，警察把我关在一个学校里，那里已关了几百名功友。警察逼我们看诬陷我们师父的电视录像。第3天，警察们把我送到昌乐县，不多时我们镇派出所去警察带我。一路上我给他们讲，我从前是一个快病死的人，是我师父给了我这条命，我的良心叫我必须向政府讲真话，告诉他们打压法轮功是做错了，为我师父讨回公道。警察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政府”就是不让炼，我们也很为难。刚到镇政府，镇上的电工陈龙山就把我从车上拖下来，连踢带打的把我打倒在草坪上，镇政法委书记王新民说:：“你还挺厉害，还上政府告我们，我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说完恶狠狠照我头部猛打一掌，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转了两圈才站稳，他紧接又狠打一掌，把我打的又反方向转了两圈。暴徒们疯了似的边打边骂，从下午6点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我前胸、胳膀全部被打成黑紫色，头发散乱着……第二天，暴徒们除了打我之外，逼我坐在水泥地上，伸直双腿，平举着双臂，还在臂上给我挂上提兜。晚上，毫无人性的恶徒们逼我站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说是喂蚊子。……歹徒们一连四天四夜这样折磨我，不让我睡觉，逼我写“保证书”，说不写就罚5000元钱。就这样迫害了我12天，最后逼我亲戚交了700元钱才放了我。
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胸部疼得不敢喘气，起身坐卧都是我丈夫、儿子扶着我。我刚好了没几天，镇上又逼我们去参加什么“学习班”，暴徒们大会小会点我夫妻俩的名，王新民威胁我们说：“谁要是再上北京，看我怎么收拾你，把你的胳膊腿挑零散了，我不信治不了你。”强迫我们每天两次到村办公室“汇报”，逼我们交了1200元所谓的“保证金”。恶人们还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砸门看看我们在不在家，或爬到我家平房顶上监视我们，弄的街坊四邻都不得安宁。
1999年12月20日，我和一位同修又去北京上访，在车站检票时被恶人发现，镇派出所把我们带回去，用手铐把我们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让脚尖刚刚触地，还把我俩的棉衣强行脱去，冻我们。从凌晨2点一直铐到第二天9点，两只手都成了黑紫色，它们才把我俩放下来，紧接着就打我们。打我的人叫藏威，它边打边问：“是谁叫你去的北京？只要说出是谁叫你去的我就放了你。”用手打了我七十多下，把我打得满脸是血，嘴唇肿得很高，也成了黑紫色。见我们什么都不说，又把我俩送到镇司法所。王新民、陈龙山等几个恶人，在那里又开始用刑，手脚、棍子、电警棍一起用。王新民残忍地狠踢我丈夫的肋骨，疼得他不敢吸气，将他的后背、臀部打成了青紫色，前胸也肿得很高，一片片的青紫。暴徒们边打边叫喊着：“你俩不是好上北京吗？不怕挨打你们就去。”见我们不屈服，就又逼着交2000元才能放我们回家。亲戚们为了救我俩，就又凑了2000元钱交给镇上，恶人们这才放了我们。回家后我俩都躺在床上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一个月中都是不到20岁的儿子，帮着我俩穿衣服、服侍我俩。
2000年4月12日，我和几个功友商定再去北京上访。因我们几家都叫镇政府恶徒们非法勒索得几乎倾家荡产，甚至欠债累累，没有去北京的车费，我们便决定步行去。为了不让恶警发现，途中我们都是绕路走。有时1-2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渴极了就找沟里的脏水喝一点。脚底磨的泡连泡，脚趾头上都有大血泡。累的坐下起不来，起来不敢坐，累极了就找个草堆躺一躺，有时浑身难受也睡不着。有时走1-2百里路没有村庄，我们就在路沟里歇息。途经无棣县时，正遇上筑路，一路全是沙堆、石子堆、土堆，没有平路。我们互相鼓励，背诵师父的《洪吟·登泰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不但不觉累，心里还很愉快。有一天，走累了，碰到路旁有一堆麦草，原以为这会儿能睡个好觉，谁知正睡得香时却下起了大雨，我们被淋醒爬了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浑身沾满了草，都成了“草人”了。还有一次，我们用玉米秸扎了个小棚子在里面休息，正睡着来了暴风雨，小棚被吹散了，我们就跑着笑着去追捡被风刮跑的玉米秸，真与师父说的一样，“吃苦当成乐”（《洪吟·苦其心志》）了……在路上我们遇上三次沙尘暴，吹得我们站都站不住，我们就从沟里走，我心里想，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北京。我们走累了休息时就学《转法轮》，到北京1200多里地走了12天，正好学了一遍《转法轮》。当我们到了天津市武清县时，警察发现了我们是大法学员要上访，便非法拘留了我们半个月。在拘留所里，当警察审问时，我们堂堂正正地向他们洪法，并讲了我们在途中的经历，有的警察也被感动了，一个警察说：“我相信你们有那么大的毅力，能赤脚到北京，很快会给你们平反的。”并主动给我们提供被子，搜身时，摸到了《转法轮》也没吭声。我们天天坚持学法炼功。
5月14日，我们镇上去车拉我们。去了3个人，其中两个打手气得眼都发了红、露着凶光。他们拉着我们还没出天津市，就迫不及待地停下车，疯狂地打我们。一个姓王的把我拖下车，铐在树上打，边打边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就更是发了疯似地没头没脸的打，打得我鼻口出血，衣服都染红了。他对我又威胁又利诱，说：“你要炼就送到司法所，你又知道司法所那个厉害。说不练就送你回家，你一次次去北京图什么，在家炼谁管呀。你不想给儿子找媳妇吗？”我说：“俺也不愿意这样，都知道去一次北京被抓住就要扒一层皮，还要罚钱，谁愿意啊？可是这全是政府造成的，不是俺的错。俺老师教俺做个好人，事事为别人着想，做个更好的人，根本就没有错。”他被我说的没理了。这时来往行人都在看他们打人，他们心虚，就把我们解开铐子拖上车。下午6点钟一到我们镇上，就把我拖下车来，10多个人扒去我的外衣，把我按在地上，有的踩脖子，有的踩腿，用电警棍、皮管子、木棍、四棱粗木条等围着打遍我的全身上下。王新民还把我内衣掀起来用胶皮管猛抽我的后背，打得皮肤都成了黑紫色，肿的很高，起了许多血疱。一直打到12点时，我昏死了过去，……他们怕我死了，两人一班轮流看管我。我在昏迷中听到它们谈论，说如发现她不行就快送医院，还说有许多功友曾在我家交流过，要向我问清楚后抓人。我当时想：想让我干出卖功友的事，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会干那个事。
第二天一早，滁云生（2000年任镇政法委书记）带领七、八个人继续拷打我，逼我说出到过我家的那些功友的姓名、住址，我说“不知道。”陈龙山从火炉上提起一壶滚开的热水悬在我头上，问我说不说。我仍说不知道。它们一看用刑是“没治”（方言，没办法）了，就又威胁我，说要封我家门，没收我家的机动三轮车，卖我家的房子，我都不动心。他们不死心，就天天折磨我，6天打了我9次，每次都是把我打得不能动了才住手。打得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全身黑紫，一动就疼，臀部起了个大脓血疱，流着血水。我面黄肌瘦，大小便都不能自理，需要别人帮扶，我整个人被折磨得都变了形，没人模样了。后来，恶徒们怕出人命，只好把我送回家。由于恶徒们经常三更半夜去抓我丈夫，抓不到，又想抓我儿子做人质，所以我丈夫、儿子都躲了出去，有两个月没回家了。我躺在床上动不了，都是我那70多岁、身有残疾的婆婆住在我家照顾我。邻居去看我，见我被打成这样，都流着泪说：“打你的这些人真是畜生，心狠手毒、太缺德了。”我就借这个机会洪法，给他们讲真相。邻居们称赞我真坚强，说炼法轮功的要都这个样，就一定能很快平反。
回家第五天，滁云生、陈永华又到了大队书记家，逼我去“学习”。书记说：“她还呆在床上不会动弹，吃喝拉尿都是70多岁的老人（婆婆）照顾，你让她怎么去。”后来滁云生又商量找人把我叫到支书家，来家看我的两个邻居把我扶到支书家，邪恶之徒一看见我就说：你想办法把你丈夫(大法弟子张志友，现已被邪恶之徒迫害致死)找来，要不的话，和你没完，找到他再拿上3000元钱就完事。后来又来家找我丈夫，我婆婆哭着说：“赶快找亲戚凑钱把他找回来吧，要不怎么办，眼看就要割麦子了，你又不能动，这活怎么干？”好不容易凑了2700元钱，叫着大队书记一起去了镇上，书记刚一走，滁云生和陈永华就没头没脸的打起我丈夫来，用电棍子电、胶皮棍打、皮鞋踢，打的我丈夫满身红紫，脚肿的不敢走，还逼他去锄草，到了晚上又打他，问我丈夫：你老婆去北京你知不知道？潍坊炼功的去你家有几个人？我丈夫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什么也没问出来。
在这期间，我与我丈夫通过学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现了自己的执著与不足，认识到自己就是师父讲的“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的那种人。以前的上访主要是出于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没有在法上认识法。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无论怎样也不能配合邪恶的指使，于是我们夫妇于2000年10月4日再一次进京上访。坐车时遇到岗卡检查也不问我们，一路顺利到了北京。可一进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发现，把我们带到潍坊驻京办事处。恶警们把我们几十人从北京拉回潍坊，路上，我丈夫因为不配合邪恶，被迫害致死。我当时不知道，在被非法关押七天后，镇上才告诉我，让我到沧州去处理后事。走之前，滁云生威胁我，要我“老实”点，不许“乱说”，并无人性地说：“你别以为你丈夫死了，就没有你的事了。还得判你三年劳改。”而我提出的条件它们一个也没有答复。从沧州回来的第三天晚上，邪恶之徒不顾我刚刚失去丈夫的痛苦，又把我抓去非法关押了一个月。镇派出所对我非法审讯时，那所长拿出判我劳教的材料让我看，问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我说：“法正过来就是个头。”一个月后，它们只好放我回家。回家后第3天晚上，村治保主任又通知我：明天镇政府来人“接”我去办“学习班”，我立即悟到坚决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让其阴谋得逞。我对儿子说：“这个家我不能呆了，我得走。”我就离家出走了。我刚走，镇上就去人抓我，扑了空。
此后，镇上的恶徒们经常去我家骚扰，还装出伪善的面孔欺骗我儿子，要我儿子把我找回来。我儿子生日的那一天，我也流离失所好长一段时间了，就回了趟家想看一看儿子。谁知刚到家，镇政府的陈永华就带领四个打手闯进了我家院子大门，我便闪进了里屋发正念：不许他们到这里屋来。他们在外屋问了我儿子一通，我儿子没配合他们，他们就走了。我又不得不离开了家。
2001年2月份，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养活二老，我在流离失所中找了一个临时工作。3月2日我正在工作单位的楼上干活，镇政府的陈永华带领四个人闯进单位去抓我，一个同事急忙通知我，并把我藏在阳台上，还把我视为命根子的三本大法书也藏好了，又用被子把我盖起来。门还没关上，恶人们就闯了进来，楼上楼下的翻了个遍，没找到我他们就出去了。我认为他们走了，就准备下楼，一开门，看见陈永华正上楼，与他照个面对面。我立即把门关上，我用整个身体顶着门，他在外面连踢带推，累的喘粗气，眼见进不来，他就说好话骗我开门，我坚决不开门，他没有办法了，就只好走了。趁这个机会，同事又把我藏在了一个有痴呆症的老人的铁箱子里，锁上锁，那些恶徒们去搜了几次也没搜到。但是因为那铁箱子不透气，我差一点憋死。傍晚7点钟，好心人用车把我送了出来，并鼓励我要坚持下去。发了疯的恶徒们那一天就去了那单位9次，到夜间12点钟时又去了两辆车，带去许多人，提着手铐进去搜。同事们问他们：“你们说得好听，不抓人还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我们做了多年生意，第一次遇上象李姐(指我)这样的好人，工作实在，有条有理，我们把下面的工作都交给她管。你们把她丈夫害死了，连个寡妇老婆你们都不放过。” 恶徒们狡辩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同事说：“怎么不了解，李姐身上还有你们打的疤痕，还有大硬块，有事实证明，你们再说也没用，俺也不信你们。”说的他们没有理了，找不到我，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这个快死的人绝处逢生，也因为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说假话，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实事求是地向政府反映情况，而被江罗犯罪集团迫害得家破人亡，至今我还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我那孤苦伶仃的儿子也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我原本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叫这些恶人给毁了。
两年来的流离失所，日子是苦的，这完全是邪恶迫害造成的，我是坚决否认的。我现在在正法的洪流中，尽力地做着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事情，我又真的觉着自己是那么荣幸……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8/23244.html）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9/23275.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6/19/232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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