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原 政（上）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二月二日】 白云千载，物换星移。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纪元。当人们带着对科技狂热崇拜的宗教情结，深深沉醉于表面的物质繁荣和辉煌当中的时候，各个国家的政府却不得不面对国内纷争、犯罪行为、黑社会、恐怖主义、毒品以及战争的困扰。当政治家无休止地在国内制定法律，在国际会议上讨价还价的时候，有识之士却透过与现代技术进步并发的道德沦丧所引起的各种人祸天灾，看到整体社会从“厚德载物”的“无为而治”一步步转向注重刑赏的“法制社会”的蜕变之路。本文愿意以历史为背景探讨政治的起源、变迁和未来走向。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前政治时期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对“政治”的定义有这样一句话“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如果把人类进入夏朝这个“奴隶社会”作为阶级社会的开始的话，从字典的定义来看，夏朝以前可以称之为“前政治时期”。

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讲的是尧曾经想把天下让给一个叫许由的人，但许由不愿接受，跑到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在上高中。当时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世人听说的大多都是某人如何使用阴谋诡计篡权，甚至为此而手足相残，不择手段，为什么有人会不受王位而隐居呢？后来历史书读得多了，慢慢才知道真正做一个好的领导人(过去叫皇帝，现在叫国家元首)，其实是个责任重大而且十分辛苦的差事。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五帝时期，帝王的生活克勤克俭，“尧舜之时，茅茨土阶；禹居卑宫，不以为陋”。不仅如此，帝王还必须通晓治国方略，对百姓生计负责，做到“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见《史记五帝本纪》)

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帝王能够“明鬼神而敬事之”，以及用“修身而天下服”的自身道德表帅作用教化百姓。。舜把天下禅让给禹的时候还谆谆告诫禹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见孔子之《论语尧曰第二十》)

在这段“前政治时期”，帝王治国方法接近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其最成功的地方在于“顺天之义”，“明鬼神而敬事之”，因而教化大行，垂拱而治。《史记》记载说，舜的手下只有二十二人辅佐他治理国家，“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职，惟在顺时，视天所宜而行事也”，而且当时百姓也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积善成德的结果是“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可以看出当时百姓乐业，草木沾春，尧舜之治也因此成为历代君王治国的典范。

二、政治的出现和蜕变之路

然而如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所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好象是进步了，其实是在向后退，离我们宇宙的特性越来越远”，人的私心也越来越重，即使是做帝王的人，对天对神的信仰也渐渐淡化，逐渐把帝王这个位置看做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责任。同时，经过夏、商、西周大约1500年左右的变迁，君王逐渐妄自尊大起来，人臣也渐以权钱为事。这一点从夏桀商纣之暴即可看出。到西周经过厉王，幽王之乱后，局面变得更加混乱，《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说在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以看出，其时，人们已经不再把君主的位置看做一个苦差使，因而纷纷钻营、谋取特权。至此尧舜禅让、许由逃隐的故事在世人眼中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当帝王不再能以道德治国的时候，在春秋末年出现了诸子百家。其中对后世君王治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以仁义治天下的儒家，一个是以卫鞅、韩非子、李斯为代表的以严法酷刑治天下的法家。

春秋之后，法家思想曾经短暂地作为主要的治国方法大行其道。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主张：“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从这段具有代表性的法家思想可以看出，法家的治国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威逼利诱，全然不择手段，其中绝少有敬天畏神的道德约束。所以法家的代表人物卫鞅(即商鞅)以诈术夺人城池，以酷刑治理天下。他“常亲至渭水阅囚，一日诛杀七百余人，渭水为之尽赤，哭声遍野”(见《东周列国志》)。

同时法家将国家领导人作为善恶的终极审判者，无论一件事情的对与错，百姓只能够无条件地去服从领导人的决定。比如，在商鞅宣布变法之后，“百姓议论纷纷，或言便，或言不便。”对于这两种人，“鞅悉令拘入府中，责之曰‘尔曹闻令，但当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然后，商鞅就销了这些人的户籍，把他们发配到边疆去做戍卒。实际上就是不让老百姓有自己的思想，放弃自己基于道德的评判标准，而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暴力权力。

为维护这种统治威权，商鞅还制定了保甲恶法，使“十家相连，互相察觉，一家有过，九家同举；不举者，十家连坐，俱腰斩。能首奸者，与克敌同赏。告一奸，得爵一级”(此恶法现被中共用来对付法轮功)。目的是通过鼓励百姓互相告发造成人人自危的政府威摄力。结果造成秦国的囚徒多得可以用百万计(按：秦始皇只建阿房宫就调集了七十余万囚徒，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最终陈胜吴广苦于暴政，揭竿而起，遂亡秦国。而代表人物商鞅虽然为秦国变法图强，但“法令虽行，刑戮太惨”，被秦王在都城咸阳五牛分尸。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与李斯也俱死于秦国，未得善终。

做为法家这种绝少道德教化而重以酷法威吓百姓的政治是一种畸形的政治体系，其结果导致百姓“见威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这种政治思想是要对人类道德下滑负有一定的责任的。所以法家在盛极一时后，迅速走向衰败。

秦亡以后，汉代董仲舒上书皇帝，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辟了以孔子学说治天下的里程碑。其实在孔子的主张中也有以德治天下的成分，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说如果以政令刑罚治天下，老百姓虽然可能不犯罪却仍不知羞耻，以道德礼仪治天下，老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很规矩。但孔子学说中更多地讲述的是对“仁、义、礼、智、信”的解释和如何做到“仁、义、礼、智、信”的做人道理。

后世的皇帝和官员也越来越强调以儒家的仁义治天下，忽略道德教化，更把人最根本的对神的敬畏放在次要位置，比如韩愈的《原道》中认为“道与德为虚位”，“老子之小仁义…¨其见者小也”(意思是老子小看仁义是坐井观天)，甚至认为对和尚和道士应该“火其书，庐其居”(就是烧了他们的书，把他们的房子给老百姓住)，主张道德就是仁义(“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宋太祖的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足见那个历史时期对孔子学说的推崇。

其实，在汉代以后，真正躬行韩愈主张的“博爱谓之仁，行且宜之为之义”的仁政的也很少。大部分都是仁义治国与酷刑治国的结合。而孔子讲的很多都是做人的道理，大部分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也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得到人间的富贵。因此虽然有儒家经典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的道德，但不会也不可能使君臣及民众稳定地恢复到由于敬畏神明而达到的五帝时的道德水准。

在汉代开始，也曾出现一些有识之士提倡以道德治天下，如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言道德者，溺其职矣”（见『史记酷吏列传』），就是说，“法令这个东西，是治理天下的根据，但它并不是决定政治好坏的根源…，讲求道德的人，没有尽到他的职责啊”；路温舒也曾给汉宣帝上“尚德缓刑书”，让他“尊文武之德，省法制”，但他们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这种政治蜕变的结果就是自汉代以降，百姓安居乐业的时间都比较短暂，经常要么天灾人祸，要么外敌入侵，或朝代更迭，战火连绵。“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朝盛世屈指可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