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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村妇女近来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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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年4月1日】 〖简介〗巩乾菊,女,50岁,北京怀柔县北房镇郑家庄村人。没学大法前一个字不识,通过三个月的努力,就能够奇迹般地通读《转法轮》了。没学大法前体弱多病,性情很差,学大法后身体健康了,道德提高了,可是,……

我近来的经历

我是于97年开始学习法轮大法的。我原来体弱多病,尤其是左侧胯部麻木,从小就是气管炎,最讨厌的病是一咳嗽就尿裤子。我是个农村妇女,没有一点文化,但打麻将、抽烟、骂人却行,跟丈夫是水火不容,见到婆婆就骂,家里三天两头打架,没有一日安宁的时候。通过两年多来的修炼,使我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我听说天津大法弟子被抓挨打后,便于4月25日到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从此至今我家没有了安宁。公安干警天天到我家来,村干部也看着我,不准我出去,不准我接触别人,不准别人到我家。说是上级下的指示。这给我的心灵以沉重的压力。但我从未怨恨过他们。

7月21日,公安开始抓人了。我不懂什么是上访,就是要反映情况。我只身去北京,但没到北京就被抓回来了,把我拉到派出所,公安人员叫我在42℃的太阳下晒着,三天不让吃饭,也不让我买饭吃。他们轮流审我,逼我跟法轮功断绝关系,逼我写保证书。到24小时后让我回去,没多长时间又强行传唤我,来回折腾我。我儿子是部队优秀战士,他们说我再炼就把我儿子开除弄回来。他们还说:你签了字,在家炼没人管。回到家,大队干部也逼我写保证,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违心地写了保证书。

此后,公安人员还是不断地到我家来。10月下旬,我无奈只得再次进京找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我想我是修炼的人,能承受得了。后来,公安人员把我抓进北京监狱,后又转到我县监狱,说我“扰乱社会秩序”,拘留了半个月。

第一次释放后,我找到了中央信访局并反映了我学炼法轮功后受益的情况,法律赋予了公民上访的权利,但公安人员说不准我们为法轮功上访,还说我扰乱社会秩序,再次拘留了我半个月。

第二次释放我不到一天,夜里又把我从被窝里拉到监狱。我问警察:“我睡觉有罪吗?”警察说:“不管你有没有罪。”在监狱里,他们叫我卷门帘,每天还要交4元的饭费,对于家境不宽裕的我默默地承受了这犯人都不用交的饭费。

释放我三天后,十二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家里又来了一帮警察,无任何手续地进屋就抄东西,连我的笔记本都没放过。把我们炼功人都带到派出所,练正步走,做俯卧撑,我们做不好就不做。他们就让我们在背阴地方冻着罚站,有的弟子在这数九季节把脚都冻坏了,一站就是一天,还要骂我们,打我们,踢我们,连续站了九天,有的弟子晚上都不让回家睡觉。我想:这真是有家不能回啊!

我不想上访,我家没钱也交不起饭费,但他们逼得我只能去上访。我到了北京,警察又抓我,我说我不想上访,他们说不上访也跟我们走。就这样,第四次把我送进了监狱。第四次释放我时差五天就到春节了,我跟丈夫说:我哪都不去了,在家好好过日子。

正月初五,两个警察闯进我家,进门就说:“你有罪。”我善意地说:“你们坐那喝水。”我说我犯了什么罪。他们说你炼法轮功就有罪,并开始乱翻。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不去,我没有罪。他们硬是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把我的衣服都撕坏了,结果还是把我带走了。到那后,审我春节是不是我带头去的北京,问我去没去北京。我说我没去。他们看着我,又想拘留我。我一看势头不对就跑,他们把我拉倒在马路上。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放回了家。回去后,爱人承受不了了,打我骂我。无奈我只能走,到哪里去呢?我在外面逗留了一宿,又回去了。

两天后,四、五个公安人员闯进我家,要带我走。我没有罪,不去。他们说到大队跟我说点事,却把我带到了看守所,把我铐在床头上半宿后,又送到监号。第二天审我时给我戴背铐,铐得很紧。我说铐子夹住我的肉了。警察恶狠狠地说:“夹死你。”我的肉都被夹破了。我对他们说我没有罪,审判员说给你凑材料呢。他们逼我说出上北京谁是头,要我承认是组织者。我站了一上午也不承认。回到监号,同修们看铐子铐得很紧,又不能吃饭,大家都不吃饭。后来就把铐子拿掉了。管教说我是头,把我调到23号,号里有两位68岁的老弟子没有铺的盖的,我很冷,但看到她们就哭了。管教问我干啥呢?我说我冷,我们没有违反监规,为什么不让家人送被褥,监规上写着不准污辱,不准体罚,不准打骂,你们不能这样体罚我们。他们把我拉出去,到门卫那儿叫人左右开弓打我,叫许多犯人看着,把我打倒在地上,拽我头发在地上抡圈儿,我晕过去。等我醒来,警察踢我,踩我的脸,向我脸上吐痰,骂我们的师父,当时我想起师父讲过的韩信受辱于胯下,我这算什么呢?我心里挺平衡的,没有怨恨他们。然后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送我到小号呆了2天,叫一个犯人看着我,不让我上床睡觉,叫我站着。过几天,把我送回原号,叫我滚手印,我说我是从家里抓来的没罪,不滚手印。管教就叫犯人两小时一岗,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上下折腾了七天。

第五次拘留到期了,回到家,丈夫向我说明了我走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丈夫说,我上警车走后不超过两个小时,北京武警及一些公安人员开了二十辆左右警车,警车的鸣笛惊动了全村的村民。他们拿着手铐、脚镣、电棍包围了我们村,封锁了大街小巷,光我家就三道岗,他们抄了我的家,就连没写过字的本及盖电视机的红布都一齐抄走了。大法的一些书籍、材料及老师法像、香炉等不少东西也都抄走了,并给丈夫录了像,上了电视。室内站有近二十个警察,一个问他说:“你咋就管不了她呢?”丈夫回答:“我是管不了她,她一身的病,学大法好了,原来我们天天打架,水火不容,她学大法后对我好了,我骂她她也不骂我了;以前她们婆媳见面就吵,她学大法后,婆媳关系改变了,你们说我能管她吗?能说服她吗?”面对一连串的回答,他们没的可说,灰溜溜地走了。

我没学大法前,那么不好,没人敢管我,现在我学了大法做好人了,怎么这么难哪?!(2000年4月1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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